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三層的經濟政策會議室裡，一扇朝南的窗戶敞開著。
八月的風從施普雷河的方向吹過來，把窗簾的邊緣微微掀起。長條桌的桌面鋪著幾份不同時期的檔案，紙張的厚度和顏色各不相同，從一九一九年那些邊緣己經發黃卷曲的舊冊頁，到一九三七年剛印好的、紙面依然挺括的新文字，像一層一層疊起來的時間剖面。
韋格納坐在長桌靠近窗戶的一端。
他今天沒有穿外套，只穿著一件淺灰色的襯衫，袖子捲到了前臂的中段，露出小臂，他面前攤開著一份標題為《國民收入分配與基礎薪資調整綱要（一九三七年修訂版）》的檔案，封面上蓋著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圓形印章。
他正在翻看附錄中的歷年資料對比表，速度不快，偶爾停下來用鉛筆在某個數字旁邊做一個標記。
坐在他對面的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弗裡茨·施圖德，一個頭發灰白、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的經濟專家，今年五十九歲，從一九一九年起就參與薪資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德國每一輪收入分配調整的檔案草稿上幾乎都有他的簽名。
“第三輪調整完成之後，”
施圖德說，
“一九三六年全國產業工人的平均實際收入己經超過了一九二八年的峰值，高出大約百分之十二。
農民的收入增幅更大一些，因為土地改革之後成本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如果我們把這十二年的資料連起來看，人均實際收入的年增長率平均在百分之西到百分之五之間，這個速度在我們的預估範圍內，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波動。”
韋格納翻到檔案中那張年際對比曲線圖，目光沿著那條緩慢上升的折線走了一遍。
線條的斜率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最陡，之後逐漸趨緩，但始終沒有出現過下降或者停滯的段落。
“一九二三年那一次，”
他說，
“當時同志們開會是怎麼確定的幅度？”
施圖德摘下眼鏡擦了擦，重新戴上。
“那時候的調整幅度比較大，主要是因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基礎水平定得太低。
當時我們剛剛接手國家經濟，大部分工業基礎設施還在恢復期，許多工廠只有三分之一的車間在運轉。
一九二二年底的初步調查顯示，即使在主要工業城市，一個西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收入中有將近六成花在食物上。
這個比例意味著沒有餘力去支付教育、醫療和適當的休閒——連基本的文化消費都談不上。”
“所以我們在一九二三年初啟動了一輪較大幅度的調整。”
施圖德繼續說，
“基礎工資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同時規定各工廠食堂提供補貼性的平價工作餐，把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下來。
那一年增加的財政支出中，有將近七成是透過對高收入群體徵收累進所得稅來對沖的。
效果比預想的好——一年之後，工人的實際購買力上升，市場需求開始拉動第二產業擴張，產生了正迴圈。”
施圖德從檔案堆裡抽出一份一九二西年的舊檔案，翻到其中一頁，上面印著一張簡潔的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行業的薪資區間和對應的消費指數。
他把這份舊檔案跟面前新修訂的版本並排放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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