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這個階段的重點是縮小行業間的差距。重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薪資差異在過去幾年中逐步縮小，但整體波動不太均勻，各地區的增長節奏也不盡一致。
下一步調整中，我們己經把縮小這些差距和穩定增長的方針結合起來，作為一個統籌目標去對待。
同時，我們在逐步擴大國民可支配收入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讓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有能力每年至少有一定的存款、增加購買力，或者能負擔得起私人去度假的消費。
這個目標正在達到，但還沒有完全覆蓋所有地區。”
“這是檔案上寫的內容。”
韋格納說，
“我想聽你說說檔案之外的東西。”
施圖德沉默了片刻，然後靠回椅背，雙手交叉放在腹部。他說話的時候目光首視著韋格納，語速比剛才慢了一些：
“檔案之外的情況是——我接觸過一些剛進廠的年輕人，他們跟我說的是，他們在考慮明年的休假去哪裡。
不是“明年能不能找到活幹”，是“去哪裡”。這件事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當時人們考慮的是下個月的食物夠不夠吃，孩子能不能繼續上學。
現在那些問題己經退到了更遠的地方，不再是日常焦慮的核心了。
這就是檔案之外的東西——生活本身在發生變化，以一種非常具體的方式，落在每一天的餐桌上和對話裡。”
韋格納沒有立刻接話。
他伸手拿起那份《國民收入分配與基礎薪資調整綱要（一九三七年修訂版）》，翻到正文的第一頁，目光落在一段文字上。
那段文字用簡潔而準確的措辭描述了德國正在實行的收入分配原則：
“在一個以全體國民福祉為根本目標的國家裡，任何一個人的勞動成果，都應該足以支援他作為社會成員的基本尊嚴。
薪資水平的調整不是經濟指標的遊戲，而是國家用以確認其每個成員價值的刻度。
刻度持續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讓每一道刻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讓每一個國民都能安心地生活。”
他把那一段輕聲讀了出來，聲音不大，讀完之後他把檔案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封面上停留了一會兒。
“一九一八年的時候，”
韋格納說，目光落在了某處不具體的點上，
“柏林街頭什麼都沒有。
人們排著隊領麵包，每個人手裡捏著配給卡，卡上的字跡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
我們沒有在那個時候承諾什麼高遠的規劃——當時唯一能承諾的，就是“明天會有比今天多的東西”。”
他收回目光，看向施圖德：
“現在我們把那個承諾兌現到今天這個程度了。
但檔案上寫的還不夠——檔案告訴我們到了多少，卻沒有告訴人們，接下來的刻度會往哪個方向繼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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