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製造。包括機床、動力裝置、運輸機械，這塊佔整個工業產值的比重最高，約三分之一。
化工產品排第二，尤其是合成材料和醫藥產品的出口量增長很快。
排在第三的是電氣裝置，這塊是近兩年才逐步擴充套件的，但增速很可觀。”
他抬起頭來看著韋格納，
“所以我們目前的經濟結構，仍然是以重工業為主幹，出口導向型的體系。這個體系的好處是穩定——我們有足夠的技術儲備和產業規模來支撐外部需求。但問題也很明顯。”
他翻了一頁，指著另一張圖表。那是關於國內消費與出口之間的比例關係，用兩條曲線並排顯示，一條向上伸得較高、坡度較陡，另一條雖然也在上升但斜率明顯平緩。
“消費端的增速跟不上生產端的增速。”
韋勒說，
“我們的工廠在不斷把產能往上提，但國內市場對相應商品的吸納能力增長得不夠快。
這意味著我們的國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外部市場來吸收內部的產出，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更易受外部波動的牽制。
一旦外部需求出現變數，國內企業的經營壓力就會較大。”
韋格納的目光在那兩條曲線之間來回移動了兩次。
“年初的時候施圖德那邊也有類似的報告，說的是工資水平提高了，但消費結構的調整滯後。
工業生產的提質持續進行，但如果消費端未能同步擴大，市場的均衡就會被打破。”
“施圖德的判斷是對的，”
韋勒說，
“消費結構的滯後主要反映在幾個方面。
一是農村地區的購買力雖然提高了，但流通渠道還不完善，很多地方有需求但沒有供應。
二是部分生活用品的生產體系還在整合當中，種類和品質跟城市的需求還存在差距。
這些是當前的缺口，但也正是未來的方向。
如果我們能把農村流通網路完善起來，把輕工業的生產結構梳理一遍，國內市場的體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這不僅是經濟效率的考量——它能讓不同區域的老百姓享受一致的生活改善進度。”
韋勒又翻了幾頁，停在一張表格上。
那張表不是資料表，而是結構圖，用方塊和箭頭標註了各產業之間的資金流動和利潤分配路徑。
韋格納注意到，在圖的底部，有一條線連線著“企業留存利潤”和“社會公共支出”兩個方塊，中間用一行小字標著“宏觀調控通道”幾個字。
“調控方面，”
韋勒順著韋格納的目光看到那條線，
“我們現在執行的是累進式利潤調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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