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惠帝二年，丞相蕭何去世，曹參繼任後，一應政務完全遵照蕭何原有的規約，未做絲毫改動。
惠帝對此不解，親往垂問。
曹參問：“陛下覺得自己比高祖如何？”
惠帝答曰：“不如”
曹參又問：“那陛下覺得我比之蕭何如何？”
惠帝道：“似也不如”
曹參笑道：“既陛下不如高祖，臣不如蕭何，那他們立下的規約，陛下與臣只需恪守職責，遵循舊章便可承繼舊業，何須變動？”
惠帝於是恍然。
曹參憑藉自己的豁達以及對自己清醒的認知，沒有走人亡政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老路，讓天下從秦末亂世之中快速恢復過來，給後來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礎。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蕭規曹隨的典故，也是巡撫於光左思右想後，選擇的執政方略。
陳牧進京獻俘，雖然沒有明旨，但遼東官員也知道，這位經略大人，基本是回不來了。
暗暗慶祝者有之，心有彷徨者也有之，一時間整個遼東官場暗流湧動。
巡撫是有贊理軍務之權的，名義上的遼東一把手，故而在陳牧離去後，自然而然的由他補上了這個權利真空。
事實上，於光剛開始內心還是有些竊喜的，畢竟權利的美妙，勝過世間任何的春藥。
“陳部堂閒庭信步，我於光又豈能落於人後！”
但聽令辦事和自己做主之間的差距簡首是天壤之別。
當於光真正操持這一攤子後，很快就發現，獨擋大梁的遼東巡撫這個位子，不光是個火藥桶，還是個受夾板氣的小媳婦！
遼東是個試驗田，正在推行的新政，涉及官吏，士紳，土地，邊事，民生等等多個方面，本就是個牽扯各方利益的博弈場，諸事極為繁雜。
偏偏遼東的人口結構在景運六年又發生了天大變化，湧入了近百萬的移民，因語言，風俗，習慣的不同，民間本就充斥著各種矛盾，被新政這把火一燒，三月春耕之時多處矛盾激化，演化成了多場大規模的械鬥，雖然被於光調動援剿軍壓了下去，但民間的矛盾暗流卻是愈演愈烈。
於光之所以調動援剿軍，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民間矛盾重重，官場之中更是如此。
府縣管理體系初建，衛所管理體系卻因軍改未完而未完全撤出，兩者在權利上幾乎重疊，互相掣肘之下政令不通，官府的運轉差點癱瘓！
而衛所改民屯進展緩慢，歸根到底還是既得利益團體的阻撓。
失去了陳牧的壓制，遼東軍各個山頭突然復活了，種種藉口推諉，暗暗引導士卒抗議，導致整個軍改遲滯不前，若非還有個援剿軍壓陣，遼東這個邊鎮，非出大亂不可。
說到援剿軍，這本是陳牧在遼東的一張王牌，於光也是山西出來的，自然有幾分情分，但...援剿軍之所以成立，是因為陳牧經略地方抵禦外敵的特殊使命形成的。
在陳牧回京仕途不明的情況下，包括援剿軍主體的定國軍在內，自然人心浮動，而且某種程度上，援剿軍雖然有近半是抽調的遼東精銳，但觀感上仍然屬於客軍，依舊與遼東軍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主客矛盾。
國朝權力從來都是自上而下的，要是上層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大的難題也並非無法解決。
然而，非但遼東總兵官麻貴有了別的心思，與於光尿不到一個壺裡，遼東鎮守太監黃承恩也出來指手畫腳，積極參與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