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風比上海乾。喬楣走出首都機場的時候，一陣風迎面撲來，把她的頭髮吹得漫天飛舞，她伸手去攏，髮絲從指縫間溜走，怎麼也攏不住。她索性不管了，就讓頭髮在風裡亂著，拖著行李箱走向網約車上車點。北京的天是灰藍色的，不是上海那種溼潤的、像能擰出水來的藍，而是一種乾燥的、高遠的、像一塊被洗了很多遍的舊牛仔褲的藍。她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有沙塵的味道，有柴油車的尾氣味，有一種她說不清道不明的、屬於北方的、粗糲的、不加修飾的氣息。這是她未來要生活的城市，她對它沒有期待，也沒有恐懼，只有一種平靜的、像水一樣的“來了就來了”的感覺。
入職是週一的事。喬楣提前一天到了北京，在朝陽區租了一間小公寓，不大，一室一廳，足夠一個人住。她花了半天時間收拾行李，把衣服掛進衣櫃，把書擺在書架上，把洗漱用品放進洗手間。她做這些事的時候很熟練，因為她在上海搬過太多次家了，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清零，把舊的東西打包封箱，在新的地方拆開重新擺放。她以為自己會習慣這種漂泊，但當她把自己帶來的淺藍色床單鋪在陌生的床上的時候，她還是愣了一下。這張床單是她從上海帶來的，是她和陳序一起去商場挑的。她記得那天他站在床品區，用手摸了摸面料的質地，說這個舒服，就這個吧。她當時覺得他挑東西的樣子很好看，認真、專注、不猶豫，跟他這個人一樣。現在這張床單鋪在另一張床上，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在一個沒有他的房間裡。它還是淺藍色的，還是柔軟的，還是帶著洗衣液淡淡的清香，但它不再是一張雙人床的床單了，它變成了一張單人床的床單，折了一半進去，另一半被壓在床墊下面，不見了。
新公司在朝陽區的一棟寫字樓裡，整三層，裝修是工業風的，水泥地面，黑色金屬架，裸露的管道在天花板上縱橫交錯，像一幅立體的地圖。喬楣第一天去報到的時候，在前臺填了表格，領了工牌和電腦，被人力資源部的同事領著參觀了整層樓。同事是個年輕女孩，說話語速很快，帶著北京人特有的兒化音，熱情但不黏糊，介紹完公司的組織架構、打卡制度、食堂位置之後，把她帶到了她的工位。工位靠窗，視野很好，能看到不遠處的一片低矮的居民樓和更遠處的一棟正在建設的高樓。她把自己的東西擺上去——一個水杯，一個筆記本，一支筆，還有那盆她從上海帶來的薄荷。她在北京安頓下來之後，特意讓周澄把那盆薄荷從上海寄了過來。周澄在電話裡說你有病啊，一盆破薄荷還要寄順豐到付，運費比花貴多了。她笑了笑，說你不懂，那是我的回憶。周澄沉默了兩秒，說行吧，你等著。薄荷寄到的那天，她拆開快遞箱，看到那盆薄荷被保鮮膜裹得嚴嚴實實，葉子還是綠的，有幾片有點焉了，但澆了水之後又挺了起來。她把薄荷放在窗臺上，看著它在冬日的陽光裡微微顫動的葉片，覺得這個陌生的辦公室好像有了一點點熟悉的氣息。
中午的時候，人力資源部的同事帶她去見大老闆。大老闆姓陸，叫陸淮舟，三十出頭，穿著一件深色的高領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薄大衣，看起來不像一個傳媒公司的老闆，更像一個大學裡教文學的教授。他的辦公室在頂層，落地窗正對著CBD的方向，天氣好的時候能看到中國尊的尖頂。他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幾份檔案，手裡夾著一支筆，看到她進來，放下筆，站起來，繞過辦公桌走到她面前，伸出手。
“喬楣？歡迎加入。”他的聲音不高不低，語速不快不慢，握手的時候力度適中，不輕不重。喬楣看著他的臉，覺得有點眼熟，但說不上來在哪裡見過。也許是在某個行業活動的照片上，也許是在某篇商業報道的配圖裡，也許只是因為她對新環境的敏感讓她覺得每一個陌生人都有點眼熟。
“謝謝陸總。”她握了他的手，鬆開。
陸淮舟靠在辦公桌邊，雙手插在褲兜裡，看著她，嘴角帶著一個淡淡的、意味不明的笑。“你在上海做的那個專案我看了，很好。把你挖過來，是我們賺了。”
喬楣笑了笑，說“陸總過獎了”。她的笑容是練過無數遍的，嘴角的弧度剛剛好，眼睛彎起的程度剛剛好，連眼角的細紋都恰到好處地顯現出來。她以前在“隨遇”上發照片的時候用的就是這種笑，不露齒，不誇張，溫柔而剋制，讓人覺得她是一個情緒穩定的、不需要任何人操心的女人。現在她還是用這種笑，對著她的新老闆，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在一間陌生的辦公室裡，在一段陌生的職業生涯的開端。她忽然覺得很累，不是身體上的累，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更隱秘的、像是“我又要開始演了”的那種累。
陸淮舟看著她，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下，然後移開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說“好好幹”，然後走回了辦公桌後面。喬楣轉身走出辦公室，門在身後關上的那一刻，她聽到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了一句“她到了”。聲音不大，但她聽到了。她沒有多想，因為她有太多事情要想——新工作，新同事，新專案，新城市。她沒有多餘的心思去琢磨老闆的一句“她到了”是什麼意思。也許是在跟合夥人彙報新員工入職，也許是在跟家人說朋友到了，也許只是她想多了。她在上海就想太多，到了北京還是想太多。她對自己說，喬楣，你能不能別想了，你能不能就好好地、安安靜靜地、不想任何多餘的事情地，活一天？
聶深的電話是在她入職第三天打來的。她正在工位上處理一份檔案，手機響了，螢幕上顯示的是一個她沒有存過的號碼，但地址顯示北京。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
“喬楣，聽說你來北京了。”他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低沉而慵懶，像一隻在午後曬太陽的貓。喬楣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手指在滑鼠上停了一下。
“聶深。”她叫他的名字，不是疑問句，是陳述句。
“晚上有空嗎？一起吃個飯。”
喬楣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的北京。冬日的陽光照進來，落在她的桌面上，把她的筆記本照得發亮。她看著那道光，沉默了兩秒鐘。
“沒空。”她說。
“那明天呢？”
“也沒空。”
“週末呢？”
“聶深，”喬楣打斷了他，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我不會跟你吃飯的。不管今天、明天、週末，還是以後。你死了這條心吧。”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聶深笑了，笑聲很輕，像一片落葉擦過地面。“喬楣，你還是跟以前一樣。”
“跟以前一樣什麼？”
“一樣狠。”
喬楣沒有說話，掛了電話。她把手機扣在桌上，螢幕朝下，不想再看到任何來自他的東西。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決絕，也許是因為她不想在開始新生活的時候，還把舊的人帶進來。聶深是她過去的一部分，是她想忘但忘不掉的那部分。她己經把上海的那部分留在了上海，把陳序的那部分留在了陳序那裡，她不想把聶深的那部分也帶到北京來。她要乾乾淨淨地開始，不帶任何人的影子。
聶深被拒絕之後，沒有再來電話。但他給陸淮舟打了。
那天晚上，在北京東三環的一家日料店裡，聶深和陸淮舟坐在包間裡。包間不大，榻榻米，矮桌，桌上的壽司和刺身擺得精緻而剋制，像一幅靜物畫。聶深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清酒，酒液清冽，從喉嚨一路涼到胃裡。陸淮舟坐在他對面，手裡也端著一杯酒，但沒有喝，只是轉著杯子，看著杯壁上凝出的水珠。
“她拒絕了。”聶深說。
陸淮舟看著他，嘴角微微上揚，那個弧度不大，但足夠讓聶深判斷出這是一個“我早就知道”的笑。
“她來北京了，你還不行動，等什麼呢？”陸淮舟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