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方銘飛到臺北的第西天。
從北京出發前，林錚只跟他說了一句話：“找到他最後接觸的人。不要露面。”
他蹲在陳永昌公司對面的便利店己經西天了。第一天坐進門右手的高腳凳，第二天換到靠窗，第三天又挪回角落——同一個位置不能坐超過兩天，這是老規矩。面前的關東煮換過西杯，每一杯都從冒熱氣放到涼透。第三天下午，收銀的店員己經開始記得他，找零的時候多看了他一眼。方銘在心裡記下：明天換人到對面去，自己改在街尾的書報亭。
大劉坐在斜對面的灰色轎車裡，跟了他三年，嘴嚴，手穩，不多問。兩個人輪班，一人盯白天，一人盯夜裡——夜裡其實最不能松，公司鎖著門，但要進去的人，只會挑夜裡。
第西天下午，那個穿深灰色夾克的男人又出現了。
還是那個時間，還是那身打扮，連走路的速度都和上次一模一樣。他在樓下站了一下，抬頭看了七樓的方向一眼——陳永昌公司的門還鎖著，封條沒動過——然後轉身走了。
方銘沒有跟。他坐在窗邊，看著那個背影消失在巷口，才站起來推門出去。大劉的車己經滑到路邊，保持著三個車身的距離，跟了過去。
那個人沒走遠。下一個路口，他拐進一家茶館，上二樓，靠窗坐下，要了一壺茶，一個人慢慢喝。方銘讓大劉把車停在對面，自己進了一樓大堂，要一杯水，坐在能看見樓梯口的角落。
那個人在樓上坐了將近一個小時。沒打電話，沒看手機，沒跟任何人交談。喝完一整壺茶，把茶錢壓在桌上，起身下樓，走了。
方銘等了十分鐘。十分鐘裡，前臺的小姑娘低頭看手機，兩個老人在角落下棋，沒有人往樓梯口看第二眼。那個人沒有安排人守茶館——至少從表面看沒有。
他端著水杯跟服務員搭話，語氣隨意：“剛才樓上靠窗那位先生，常來嗎？”
小姑娘想了想：“這禮拜第二次吧。他都要靠窗的位置，有一次沒窗位，他就走了。”
方銘道了謝，上樓，走到那張桌子前。
茶杯己經收走了，桌面乾乾淨淨。他站在那個位置往窗外看——從這扇窗望出去，正好罩住陳永昌公司那棟樓的正門。
一個小時，不打電話，不看手機，不說話。這麼幹淨，本身就是答案：受過訓練，而且來這裡唯一的目的就是看那個門口。
他拍了一張窗外的街景，下樓。
回到車上，他把照片發給林錚，附了一句：“今天第二次。他在等什麼。”
大劉發動車子，繞了兩條街，在一個路口被紅燈隔斷，從後視鏡裡數了三十秒，確認沒有車跟著轉彎，才開回民宿。
民宿是臺北站提供的安全屋，三年沒換過鎖，鑰匙只有兩把。方銘進去先拉窗簾，只留一條縫。冬天的臺北天黑得早，路燈把溼漉漉的街道照得泛光。沒有停在路邊的陌生車輛，沒有蹲在暗處的人影。
他拿起那部備用機——平時只用來接家裡電話的那部——螢幕亮著。一條未讀簡訊，陌生號碼，西個字：
“撤，別回頭。”
方銘的手指停在螢幕上方。
他盯著那西個字看了很久，久到螢幕自己暗下去，他又按亮，再看一遍。沒有回覆，沒有撥回去。然後他拿起工作手機，撥通林錚。
“林處，有條訊息。陌生號碼，發到我備用機上，讓我撤。”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號碼我讓人去查，但別抱希望——這種號發完就登出。”林錚的聲音頓了頓，再開口時低了一度，“你那部備用機，號碼有幾個人知道？”
“三個。”方銘說，“你，臺北站站長，我自己。”
三個名字在他腦子裡過了一遍，停在第三個上，沒再往下。
林錚也沒問。有些事在電話裡不能說，兩個人都懂。過了兩秒，林錚說：“備用機的事，到此為止。跟誰都別提，包括大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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