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政治鬥爭太好玩了，沈幼安和琴酒玩了一年， 再回首卻發現霓虹己經像一臺被拆掉剎車片的車，自己滑進了大犯罪時代。
所謂大犯罪時代，不是秩序的消失，而是秩序的變質，並不是某一天警察廳被炸平，也不是內閣一夜倒臺，它更像一場持續的低燒：犯罪率一年比一年高，破案率一年比一年低。
犯罪從偶發、隱秘、可被壓制的邊緣行為，演變為高頻、半公開、甚至被部分社會成員默許的常態，民眾從憤怒到麻木，從期待到無所謂，對官方的安全承諾失去信任，暴力逐漸成為社會執行中預設的備選方案。
一年前那場爆炸，硝煙散去之後，被摧毀的從來不只是五十二座神社的磚瓦，還有霓虹社會積攢多年的安全感、官方搖搖欲墜的公信力，以及右翼體系苦心經營了半個多世紀的“國家神道”臉面，犯罪從藏匿於地下的隱秘事件，一躍變成了整個國家的公開創傷，社會失序的齒輪從此開始轉動。
霓虹的警察系統花了整整一年既沒能抓住爆炸案兇手，也沒能找到傳單案兇手，反倒在政治上被反覆羞辱，他們用一整年的無所作為向全體國民證明了三件事：既防不住犯罪，也抓不到兇手，更保護不了任何一個普通人。
當公權力無法再提供基本的安全感，社會就會自動尋找替代品，黑幫、社團、反體制勢力便趁著這個縫隙紛紛抬頭。
爆炸案發生後，霓虹政壇沒有團結一致應對危機，反而在沈幼安和琴酒的操縱下陷入了漫長而殘酷的內鬥。
在野黨把爆炸案和首升機事件當作攻訐執政黨的子彈；內閣支援率斷崖式暴跌，首相被逼宮；政客們忙著甩鍋給“境外勢力”，含沙射影地指向種花家；而種花家罕見地強硬反擊，讓霓虹在國際輿論場上也被按著打。
上層忙著互咬，下層自然失序，沒有人真正去解決治安危機，因為每個人都在忙著在這場危機中尋找自己的政治籌碼，國家力量在內鬥中被一再透支，真正留給治安和民生的，己經所剩無幾，而這正是大犯罪時代降臨所需要的政治條件。
與此同時，黑衣組織在改革後，己經蛻變成了一條高效運轉的暴力流水線，犯罪供給能力的大幅提升，讓它成了大犯罪時代降臨的第一塊基石。
當民眾對官方徹底失去信任，恐懼與麻木並存，犯罪組織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新的規則提供者，各方勢力為了自保或打擊對手，不得不搶在別人前面獲取組織的力量，這讓組織從最初的被需求，一步步走向了被依賴，最終，在某些灰色地帶，組織成了一種不會主動被打破的默契。
這個發展簡單來說就是， 道低一尺，魔高一丈。
沈幼安用一年的時間、兩場爆炸、幾箱傳單和幾步棋，證明了一件事，平成時代的福爾摩斯，鬥不過玩政治的，而玩政治的，似乎也沒玩過她。
至於那些臥底，也用這一年時間，結結實實領教了烏茲歐的恐怖。
尤其是波本，比起一年前，他最大的變化就兩個字：頹廢。
別說是抓到烏茲歐了，他連人影都摸不著。
全霓虹能支使得動烏茲歐的，滿打滿算就兩個人，Boss因為某些沒人知道的原因，非必要懶得見她，琴酒因為某些同樣沒人知道的原因，非必要懶得管她，至於朗姆？朗姆說話，烏茲歐向來是左耳進右耳出，當放屁。
所以烏茲歐現在完全處於一種野生野長的自由奔放狀態，波本拼盡全力，最後只從朗姆那兒換來一句：“你能不能別去惹她了。”
呵，挑撥離間，他以為這招朗姆沒有用過嗎？被狠狠制裁的朗姆早就恨烏茲歐了，在之前他狠狠給烏丸蓮耶進了一頓讒言，烏丸蓮耶說他都這把年紀了就不能對孩子寬容一點嗎？
烏茲歐這孩子其實也沒那麼壞，別人都關心組織能給他們什麼，只有沈幼安在關心組織好不好，在關心組織的可持續發展。
朗姆：你以為我不想弄死她嗎？但凡我有點招我都不至於一點招都沒有。
他當然清楚，烏丸蓮耶對烏茲歐那點偏愛，摻了多少做給旁人看的水分。
也許是因為烏茲歐的確優秀，也許是因為她做出的貢獻擺在那兒，又或許，只是Boss不想讓其他成員寒心，真正的原因，朗姆不需要知道，也不打算再深究，他只需要明白，現在不是動她的時候。
那烏茲歐就不能死在他手裡，死在和他有關的人手裡也不行。
波本沒能抓到烏茲歐，也由此失去了證明忠誠的機會,而黑田兵衛，則因波本未能證明忠誠，被三枝宗明以監督失職為由，調離了原崗位。
波本知道，警方或許己經不再像從前那樣信任他，甚至可能己經把他當成了需要警惕的變數，可他不能因為不被信任，就停下臥底該做的事。
因為他選擇做這個臥底，不是為了警方，而是為了這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