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吏治研究學者李則堯在《明代州縣胥吏治理與海瑞的行政實踐》中點評：“海瑞治理淳安這一段，是陳宇對明代基層吏治寫得最透的一筆，也極其接近歷史上真正的海瑞理政做派。多數人對海瑞的認識只限於‘清廉’‘剛直’，卻忘了他極懂官場門道，也很會管束吏員。劇中他收拾田有祿，沒有隻抓著‘撕公文’一味硬頂，而是從‘不孝’和‘行賄’兩個確鑿的罪名下手——以孝治天下是朝廷根本，動用官帑行賄是觸犯律條，兩條全都立得住，既教訓了屬下，又讓對方開不了口，這才是最高明的做官本事。更可貴的是把‘胥吏之害’這一層寫透了。
趙班頭這種人，職位雖低手裡卻有權，欺上瞞下，是壓在百姓頭上最直接的那雙手。
陳宇拿‘貪惡欺滑頑’五個字準確點透，又借‘見上官失勢就敷衍、見同僚落難就推脫’的細節讓形象站住，只寥寥幾筆就把明代州縣‘官弱吏強’的積弊寫深了。能把歷史人物的理政智慧、把基層體制的病根，化進情節裡不著痕跡地端出來，不靠說教、不靠旁白，這份能耐，在寫歷史劇的人裡算得上頭一等了。”
鏡頭一轉，已是杭州城內的織坊。上百架織機同時運轉，轟鳴聲震耳欲聾。
機器還是那些機器，人還是那些人，織出來的依舊是上等杭羅綢緞，可坊裡的氣氛，卻比織機轟鳴還要壓抑。趙貞吉如今兼著江南織造局的差使，每日必要來織坊督查。
更讓人難熬的是，欽案早已了結，兩名錦衣衛卻遲遲不回京，天天在各織坊轉悠——明擺著是皇上盯著這五十萬匹絲綢，半分鬆懈不得。
今日也是如此。五個徽商跟在趙貞吉和錦衣衛身後，在通道里慢慢走著，望著一架架織機上蠶絲織成錦緞，五張臉卻比蓋屍布還難看。趙貞吉心裡又何嘗不焦。前方抗倭急需軍餉，可生絲日缺，織坊產量一天比一天低。
最讓他頭疼、也最讓徽商揪心的，是這些織坊的歸屬：他簽了約把沈一石的產業賣給五個徽商，可皇上的旨意裡明明白白說，這些織坊從來都是江南織造局的官產。
產權曖昧不清，徽商們天天追著要說法，他身邊又日夜跟著皇上派來的人，哪裡敢去跟皇上討公道？“眼下日產多少？”趙貞吉提高了嗓門，壓過織機的轟鳴。
“回中丞，眼下每天還能織一百匹。”年輕的徽商苦著臉回道，“再過些日子，只怕要停機了。”
趙貞吉腳步一頓，先飛快瞥了眼身旁兩個錦衣衛。二人卻像沒聽見，揹著手踱到一架織著蝴蝶紋的織機前，裝作細看紋樣，擺明了不摻和。
趙貞吉只得轉臉看向徽商們，聲音提得更高，故意讓錦衣衛聽見：“為什麼停機？”
年老的徽商也放開了嗓門，帶著幾分激憤：“不瞞中丞，我們的本錢也墊得差不多了，實在拿不出銀子再收生絲了。何況這麼多織工，工錢也得照發。”“半價收絲都拿不出本錢？”
趙貞吉臉一沉，“當初為什麼簽約？告訴你們，耽誤了朝廷的差使，就是胡部堂也保不了你們！”
老徽商一下子激動起來：“做生意，我們不講誰保不保，只講‘信用’二字！趙中丞，你能擔保按約兌現，把織坊產業交割給我們嗎？”
“誰說不按約兌現了！”趙貞吉語氣更厲，又飛快瞟了眼錦衣衛，“織機一天也不能停，今年五十萬匹絲綢，一匹也不能少！誰敢停機，我不抓人，自有胡部堂派兵來抓！”說罷，袍袖一拂，大步向織坊外走去。
五個徽商愣在原地，氣得胸口發悶，只覺得一口血堵在喉嚨口。兩個錦衣衛這才慢悠悠轉過身，跟著趙貞吉往外走。
一行人還沒走到織坊門口，巡撫衙門的書吏匆匆迎了上來：“稟中丞大人，淳安縣丞田有祿來了，在衙門急著要見您。”趙貞吉臉色更難看了：“一個縣丞也來見我？你們的差使當得真好。”“中丞容稟！”書吏連忙躬身，“田有祿是押著胡部堂的公子來的！說是海知縣讓他押送過來的。”趙貞吉猛地一怔，下意識望向兩個錦衣衛。
錦衣衛也不再裝超然，迎上他的目光，三人眼神一碰，都覺出了事態不簡單。“走，回衙門。”趙貞吉沉聲道。
他沒有先見那位“胡公子”，反倒先把田有祿叫進了簽押房。田有祿探頭探腦進來，一見趙貞吉站在案邊，靠窗椅子上還坐著鎮撫司的兩位欽差，登時腿就軟了，趴在門邊連連磕頭，大氣都不敢喘。
“海知縣已經遞了辭呈，我說了淳安事由你署理。”趙貞吉語氣不善，“又鬧出什麼么蛾子？”
田有祿頭貼在地上，哭喪著臉回道：“中丞大人把追討淳安欠糧的差使交給卑職，卑職好不容易派人下去收絲，結果、結果全被海知縣叫回來了……”
觀眾彈幕刷過：“趙貞吉也太難了，上面要絲綢，下面要吃飯，中間徽商要產權，錦衣衛還盯著，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徽商實慘，錢投進去了，產業還不是自己的，純純大冤種。”“陳宇寫群像真的絕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難處，沒有絕對的好人壞人，都是局中人。”
經濟史學者溫景然在《明代織造制度與〈大明王朝1566〉的經濟敘事》中評價：“織坊產權糾紛這段戲，是全劇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見歷史深度的情節。
表面看是趙貞吉和徽商扯皮，實則是明代‘官督商辦’織造模式的制度性困境：沈一石的產業名義上是商人私產，實則是織造局管控的官產；朝廷要絲綢、要軍餉，就逼著商人墊錢生產；可真到了產權交割，皇權又可以一句話收回，商人血本無歸。
陳宇沒有直白地講制度，而是透過‘徽商要說法、趙貞吉打太極、錦衣衛盯進度’三方博弈，把這種‘權力主導、商業依附’的生態寫得淋漓盡致。
商人的無奈、官員的兩難、皇權的強勢，都藏在織機的轟鳴聲裡。更妙的是，這條經濟線始終和政治線牢牢繫結：改稻為桑是起因，抄沈一石是轉折，織坊生產是延續，最後倒嚴也繞不開織造局的爛賬。
經濟問題從來不是孤立的，是權力鬥爭的延伸，也是民生疾苦的根源。能把經濟史寫得這麼自然、這麼服務於人物和劇情，而不是堆砌知識點，足見創作者的史學功底和敘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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