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邦沒接。陳某又打了一個，何正邦還是沒接。陳某被帶走的時候，手機還在桌上，螢幕上顯示“何處長”三個字，未接來電兩個。
陳某交代了。他收了錢志遠的好處，幫他在招投標環節打招呼、在資金撥付上開綠燈、在專案變更時配合簽字。他還交代了一個關鍵資訊——錢志遠請何正邦吃飯的事、送煙的事、何正邦在招投標報告上簽字的事。
紀委的人問陳某：“何正邦知不知道你們在招投標上做了手腳？”陳某說：“我沒跟他說過，但他應該知道。他是分管領導，這些事情瞞不過他。”
10月，紀委正式約談何正邦。何正邦那天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坐在談話室裡的椅子上，面前放著一杯白開水。談話進行了三個小時。
何正邦的態度很配合，問什麼答什麼，但每一句都是“我不清楚”“我不記得”“我只是按規定簽字”。他不承認自己收過好處，說不記得請客吃飯的事，說煙的事是“正常人情往來”。
不承認自己知情，說招投標的事是評標委員會定的，預算超支是學校自己管的，工程質量問題要找施工方。
何正邦上面有人。他打了幾個電話，省裡有人替他說話了。最後紀委的報告寫得很剋制——“何正邦同志作為分管領導，對專案存在的問題負有領導責任，建議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行政警告，連降級都不算。何正邦寫了一份檢查，照常上班，照常開會，照常坐在那間辦公室裡喝茶。
這是上輩子的結局。
陳狗兒把這條時間線，從頭到尾寫在筆記本上。寫完了，又翻了一頁，開始寫這輩子要做的事。
他不是要舉報何正邦。舉報沒有用，上輩子己經證明過了——何正邦上面有人，一封兩封舉報信壓得下來。他要做的是佈局。在審計組進場之前，先把火點起來。
審計組剛發現問題的時候，寄一份材料到審計組，說“建議關注何正邦在某某專案中的作用”。材料裡寫清楚——1992年何正邦在專案立項報告上簽字同意採用邀請招標，1992年何正邦在招投標報告上簽字同意錢志遠公司中標，1992年何正邦接受錢志遠請客吃飯、收受香菸兩條。這些事，審計組一查就知道是真的。
審計組把材料轉給紀委，紀委的案頭上有了兩份東西——審計報告和舉報信。何正邦上面那個人要保他，得先問問自己：值不值得為了一個副處長，去壓一個己經有舉報信的案件？不值得。
紀委正式約談陳某的時候，寄第二份材料，首接寄到省紀委信訪室。材料裡寫——“陳某與何正邦關係密切，建議深挖”。就這一句話。紀委己經在查陳某了，陳某交代的東西里有沒有何正邦？
有。但紀委可能只當作“陳某的個人行為”，不去往上追。第二份材料就是提醒紀委：往上追。陳某上面的那個人，是何正邦。
何正邦被約談、寫了檢查之後，寄第三份材料。寄給省紀委案件審理室，寄給省監察廳，寄給省委組織部。材料裡寫——“何正邦的檢查避重就輕，未交代其在某某專案中打招呼干預招投標的事實，建議重新調查”。
何正邦寫了檢查，以為事情過去了。紀委收到了檢查，可能也覺得可以結案了。第三份材料就是告訴紀委：這個案子不能結。何正邦交代的不徹底。你們查得不深。繼續查。
三份材料，三個時間點。第一份讓審計組關注何正邦，第二份讓紀委深挖何正邦，第三份讓紀委不敢結案。一環扣一環。
這不是舉報。這是佈局。
寫完了，合上筆記本，放進抽屜裡。煤油燈還亮著，火苗跳了跳。
現在是1993年秋天。離審計廳進場，還有不到半年。半年。一百多天。何正邦在省城的辦公室裡喝著一杯又一杯的茶，打著一個又一個的電話，批著一份又一份的檔案。
他什麼都不知道。他不知道陳狗兒有個戰友在省紀委，不知道那個戰友跟他提起過這個案子，不知道陳狗兒己經把這個案子的每一個細節都記在了腦子裡。
上輩子，趙建國在電話裡罵完就掛了。陳狗兒沒多想。現在他想了。他想起趙建國說過的那句話——“上面有人保他，我們也沒辦法”。上面那個人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輩子那個人保不了何正邦。不是那個人不在了，是陳狗兒要讓他不敢保。
陳狗兒把窗戶關上，吹滅了煤油燈。屋子黑下來，月光從窗戶紙透進來，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層，像霜。他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海浪聲從遠處傳來，譁——譁——，一下一下的，不緊不慢。
他想起趙建國。上輩子的戰友，轉業後在省紀委工作。他們偶爾通電話，趙建國會在電話裡發牢騷，說哪個案子又查不動了，哪個領導又打招呼了。
1994年底那個電話，趙建國在電話裡罵了一句“明明就是他分管的事，簽字也是他籤的，最後就寫了個檢查。上面有人保他，我們也沒辦法。”
那是上輩子的事了。
這輩子，趙建國不認識他。他們不是戰友，沒有透過電話，沒有任何交集。但這不重要。紀委收到的舉報信，不全是熟人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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