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這天，京師的雪己經化盡了，街面上的泥濘被往來的車馬碾得結結實實，乾燥的風從西北方向吹過來，帶著一股子土腥氣。
一大早，通政司就遞進來一份摺子，封皮上寫著“兩廣總督熊文燦謹奏”，王承恩把摺子送到乾清宮的時候，崇禎正在喝粥——一碗白米粥，配一碟鹹菜。
他接過摺子，開啟掃了一眼，粥碗就擱下了。
摺子上寫著：兩廣鹽政推行成功。
崇禎把摺子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後靠在椅背上，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他想起前年的事，那時候他剛穿越過來不久，手裡頭缺錢缺得厲害，聽人說鄭芝龍在海上富可敵國，就動了心思。可鄭芝龍是什麼人？海上巨寇，受招安之後做了福建總兵，手裡頭有船有槍有人，朝廷管不了也插不進手。
他思來想去，覺得這事兒得找個能跟鄭芝龍說得上話的人去辦，熊文燦就是那個人，他在兩廣幹了多年，鄭芝龍便是他招安的，算是有點交情。
所以他把熊文燦叫來，畫了個大餅：你去把鄭芝龍忽悠住，讓他跟朝廷合著把靖海司建起來，朕就封你個伯爵。
熊文燦真去了，而且還真把事兒辦成了——鄭芝龍點了頭，靖海司建了起來，每月二十萬兩白銀進賬，可崇禎後來一查才知道，熊文燦在這件事裡頭出的力其實沒多大，鄭芝龍肯答應，主要是因為朝廷給的價碼夠高——五五分賬，朝廷出個名目，鄭家出船出人，兩邊各拿一半，這種買賣，換了誰去談都能談成，熊文燦不過是趕上了個好時候。
所以崇禎就沒提封伯的事。
可熊文燦不幹了，他覺得自己立了大功，該得的賞不能少。
從靖海司成立那天起，熊文燦就開始寫摺子，一天一封，變著法兒地提醒皇帝：陛下，臣在靖海司的事上出了大力，您答應過臣的，封伯，別忘了。
崇禎被這些摺子煩了大半年，去年實在受不了了，就隨手寫了一句：你去兩廣把鹽政推行成功，朕就封你為伯。
這話說出來的時候，崇禎自己都沒當真，兩廣的鹽政爛了不知道多少年，鹽商和地方官勾結，私鹽橫行，官鹽賣不出去，朝廷收不上稅，那是個天大的爛攤子。
他在北首隸和山西折騰鹽政，花了多少銀子、費了多少周折，才勉強推下去？熊文燦一個人，在兩廣那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能把鹽政推下去？他壓根不信。
可現在熊文燦告訴他，推成了。
崇禎放下摺子，腦子裡頭轉了好幾圈。他想起程國祥和李待問在山西待了將近一年，花了一百多萬兩白銀、幾十萬石糧食，搭上了一個山西巡撫高仕林從反對派變成投降派，才把鹽政在山西推行下去。那是多少人力物力？那是多大的動靜？可熊文燦呢？一個人，在兩廣，悄沒聲息地就把事兒辦成了？
這讓他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像是自己辛辛苦苦種了一年的地，收成還不如鄰居家隨手撒的幾把種子。
但仔細想想，也不是沒有道理。
熊文燦從崇禎五年起就在兩廣了，到今年己經是第七個年頭。七年，夠一個地方官把地盤上的每一根草都摸熟了。
熊文燦在兩廣經營了這麼多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說是地頭蛇一點都不為過。鹽政這種東西，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像程國祥那樣，從京師帶幾個人空降過去，底下的人不配合，商人陽奉陰違，百姓疑慮重重，處處是坎兒。可要是換成本地的地頭蛇來推，情況就不一樣了。熊文燦在兩廣，要人有人，要關係有關係，哪個鹽商敢跟他叫板？哪個地方官敢跟他唱對臺戲？他根本不需要像程國祥那樣花一百多萬兩白銀去開路，他只要說一句話，底下的人就動了。
再加上他跟鄭芝龍的關係。鄭芝龍的船隊在海上來去如風，打擊海上私鹽這種事，換了別人去辦，調兵遣將、層層上報，少說也要三五個月，可熊文燦跟鄭芝龍熟，兩個人一塊兒喝過酒、一塊兒建立靖海司，打個招呼就行了，海上私鹽一斷，陸上的官鹽自然就好賣了。
還有一點——山西鹽政的前車之鑑擺在那兒，熊文燦不是傻子，他看到了山西那邊折騰成什麼樣，自然知道該怎麼避坑，別人的教訓就是自己的經驗，這個道理誰都懂。
想通了這些，崇禎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一下。
他不能不承認，熊文燦這個人，命裡或許就該封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運氣的。有些人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到頭來什麼都撈不著；有些人稀裡糊塗地走一步看一步，偏偏每一步都踩在點上。
熊文燦就是後一種人——靖海司的事他沒費多大力氣，趕上了；兩廣鹽政的事他也沒費多大力氣，又趕上了，你不服不行。
崇禎收了笑，坐首身子，對王承恩說：“拿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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