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裡克沉默了幾秒。“五百馬克。不多。”他望著港口的水面，聲音很低，“我母親在羅斯托克，一個人。父親死在凡爾登了，妹妹嫁去了柏林，沒人照顧她。我想用債券的利息給她在城裡買一間小公寓，離醫院近一點的。”他頓了頓，“她心臟不好。”
施泰因在他旁邊坐下來。兩個人並排坐在繫纜樁上，面朝港口，都不說話。
“默裡克。”施泰因終於開口，“如果——我是說如果——戰後通貨膨脹很厲害，馬克貶值了，債券的利息可能買不到一套公寓。你有沒有想過別的辦法？”
默裡克轉過頭看著他。那雙眼睛灰藍色的底色在暮色中變得更深了些，看不出情緒。
“艇長，您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內幕訊息？”
“沒有。”
“那您為什麼這麼說？”
施泰因張了張嘴，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回答的句子。他不能告訴默裡克“因為來自未來的我知道馬克在幾年後會變成廢紙”。他不能告訴默裡克“因為德國會輸掉這場戰爭，而你手中的債券將在戰後的超級通脹中被消滅”。他只能沉默。
默裡克等了一會兒，沒有等到回答。他站起來，將存摺放好，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艇長，我相信國家不會讓它的軍人流完血之後再流淚。如果連這個都不信，我早就死在輪機艙裡了。”
他轉身走了。軍靴踩在水泥碼頭上，發出沉穩的腳步聲。施泰因一個人坐在繫纜樁上，看著默裡克的背影消失在倉庫的陰影中。
深夜，施泰因沒有睡。
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細長的裂縫，從燈座延伸到牆角，像一條幹涸的河。他數了數裂縫的長度——大約兩米。然後他從一數到一百，又從一百倒數回一。睡不著。
韋伯的一千二百馬克，克勞澤的一千馬克，默裡克的五百馬克，費舍爾的全部醫療津貼。還有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艇員——魚雷艙的學徒、甲板上的水兵、廚房裡的貝克——他們把冒著被深水炸彈炸死、被水雷炸沉、被凍死在北大西洋的風險掙來的獎金，投進了那些印著“勝利債券”字樣的紙片裡。他們相信這些紙片會在戰後變成房子、診所、母親的心安、未婚妻的等待。
而他知道這些紙片會在七年後變成廢紙。一箱馬克買不到一條麵包，一麻袋紙幣換不回一磅麵粉。那些房子、診所、母親的心安、未婚妻的等待——都會在通貨膨脹的漩渦中被撕成碎片。
但他不能告訴他們。不是因為沒有證據，是因為他不能說出真相的來源。如果他告訴韋伯“我是從未來穿越回來的，德國會輸掉戰爭，馬克會變成廢紙”，韋伯會怎麼看他？瘋子？叛國者？還是被深水炸彈震壞了腦子？
他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壁上的桌布有些起泡，在應急燈的微弱光線下，氣泡像一隻只閉著的眼睛。
他開始想一個問題——如果他有權力，如果他能提前警告德國的金融當局，能不能避免戰後的超級通脹？不，不能。戰後的通脹根源在於戰爭賠款、在於失去生產力、在於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印鈔。一個潛艇少校，連在海軍部說話的份量都沒有，更不可能改變德國財政部的決策。
他只能看著。看著戰友們把血汗錢投進一個註定會沉沒的泡沫裡。
“戰爭還沒打贏，我己經開始擔心戰後的饑荒了。”他在黑暗中低聲說了一句。
他坐起來，擰亮了床頭的小燈。從抽屜裡拿出那本黑色筆記本，翻到新的一頁。藉著昏黃的燈光，他寫道：
1916年6月18日，基爾。韋伯買了三千馬克的戰爭債券，克勞澤一千，默裡克五百，費舍爾全部的醫療津貼。他們坐在軍官餐廳裡討論利息、房子、診所、母親的公寓，眼睛裡有光。那種光是這幾個月我見過的最亮的光——比深水炸彈爆炸時的火光更亮，比甲板炮的炮口閃光更持久。但我知道這盞燈會在七年後熄滅。不是慢慢滅，是像被人踩碎那樣突然滅。
克勞澤問我是不是對國家失去信心。默裡克問我是不是聽到了內幕訊息。我都沒有回答。不是不能回答，是不敢回答。我能告訴他們“我知道德國會輸掉這場戰爭”嗎？能告訴他們“你們手中的債券十年後連一盒火柴都買不起”嗎？說了，他們不會信。不說，他們會在泡沫中失去一切。
韋伯吃完早飯後高高興興地去銀行匯款，腳步輕快得像一個剛領到薪水的學徒工。克勞澤在表格上填寫了“漢堡”作為購房目標城市。他把那三個字母寫得特別大，筆畫很重，像是在用手指刻進紙裡。默裡克翻存摺的時候，夕陽照在那道粉紅色的疤痕上，他的手指在存摺的紙面上滑過。
我在碼頭上坐了很久，看著港口的水面，把“一戰後德國通貨膨脹”這幾個字翻來覆去地想了無數遍，首到它們變得像一句咒語，在腦子裡轉圈。我知道破這個局要花多少年——要等到1948年貨幣改革，一張新馬克換一萬億舊馬克。那時候韋伯己經五十多歲，克勞澤的孩子也許剛學會走路，默裡克的母親不知道還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但我不能告訴他們中的一個。因為戰爭還沒打完。因為他們的信任是這艘潛艇浮在海面上的唯一支撐。我不能拆掉這個支撐，哪怕我知道它下面就是深淵。
戰爭還沒打贏，我己經開始擔心戰後的饑荒了。這句話太荒唐。但荒唐的是這個世界，不是我。
寫完這些話，施泰因將這張紙從日記本上撕了下來，仔細又看了一遍，然後用火柴點著，一首看它成了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