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基爾海軍基地。
早餐時分，軍官餐廳裡瀰漫著咖啡和黑麵包的氣味。施泰因坐在靠窗的位置，手裡端著一杯淡得像洗鍋水的代用咖啡，翻閱著昨天的基地通報。窗外，港口的水面上有幾艘拖船正在忙碌，汽笛聲斷斷續續地傳來。
韋伯端著餐盤走過來，在他對面坐下。水手長今天穿了一身乾淨的制服，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臉上帶著一種少見的、幾乎是興高采烈的表情。
“艇長，您聽說了嗎？海軍部發行的新一批戰爭債券，年息百分之五，五年期。比上一批高了零點五個點。”
施泰因放下咖啡杯。“聽說了。”
“我己經把這次巡航的獎金全部投進去了。”韋伯掰了一塊黑麵包塞進嘴裡，嚼得津津有味，“一千二百馬克。加上前兩年攢的，湊了三千。我打算再買一千。”他嚥下麵包，眼睛亮晶晶的，“艇長，您不買點？百分之五的利息，比存在銀行裡強多了。”
施泰因沒有立刻回答。他知道這種債券——帝國戰爭債券，從1914年戰爭爆發開始，德國政府己經發行了六輪。每一輪都被宣傳為“勝利債券”，海報上畫著日耳曼尼亞女神手持長劍和盾牌，號召每一個愛國者“為勝利儲蓄”。年息百分之五，聽起來不錯。但施泰因也知道另一個數字——1923年，一美元兌換西萬二千億馬克。戰前的一千馬克，在戰後只能買一塊麵包。
“我在考慮。”他說。
“還考慮什麼？”韋伯放下面包，擦了擦嘴，“隔壁鋪位的克勞澤也買了，連默裡克那個悶葫蘆都買了五百馬克。費舍爾買了全部的醫療津貼，說等戰後開一家診所。”
施泰因的手指在桌面上無意識地敲了兩下。他想起了一封在歷史書上讀過的信——一個德國老兵在1923年寫道：“我在戰爭中存下的每一張債券，現在都不夠買一盒火柴。”但那是七年後的事。他現在面對的是一群剛剛從戰場上活著回來的人，他們相信勝利，相信德意志帝國，相信債券上的政府印章和年息承諾。
“韋伯。”施泰因開口，聲音很輕，“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戰後的通貨膨脹——”
“戰後？”韋伯打斷了他，眉頭微微皺起，“戰後的事戰後再說。艇長，您是不是想太多了？這仗我們打得正順，英國人的船隊被我們在北海和地中海揍得不敢露頭。等新潛艇下水，我們打到美國海岸去，看英國人還能撐多久。”
施泰因閉上了嘴。
午飯時間，軍官餐廳裡的人更多了。幾個剛從訓練場回來的艇員聚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債券的利率和購買方式。克勞澤坐在角落，面前攤著一份債券認購表，正在用鋼筆填寫。默裡克站在他旁邊，看著那張表格，嘴唇微動，像是在心算。
施泰因走過去，在克勞澤對面坐下。
“你也買了？”
克勞澤抬起頭，臉上的表情比平時柔和了許多。“是的，艇長。一千馬克。”他頓了頓，“我打算用這批債券的利息，戰後在漢堡買一套小房子。我的未婚妻等了我三年了。”
施泰因沉默了。克勞澤的未婚妻——他聽說過。一個漢堡的女孩，在郵局工作，每週給克勞澤寫一封信。那些信克勞澤都放在鋪位下面的鐵盒裡，用橡皮筋扎著，誰也不讓碰。
“克勞澤。”施泰因斟酌著用詞，“你有沒有考慮過，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進債券？留一部分，也許換成黃金，或者瑞士法郎——”
克勞澤的表情變了。不是憤怒，是困惑。“您是說國家會賴賬？”
“不是賴賬。”施泰因儘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輕鬆，“我是說，任何投資都有風險。分散一下，總是穩妥的。”
“可這是戰爭債券，艇長。”克勞澤的聲音低了下去，但語氣很堅定，“國家不會欺騙為它流血的人。如果我連自己的國家都不相信，那我這三年在海上的血就白流了。”
施泰因看著克勞澤的眼睛。那雙灰藍色的眼睛裡沒有懷疑，只有一種純粹的、不容置疑的信任。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在克勞澤面前才是那個不懂事的人。一個不知道什麼叫“國家信任”的穿越者，試圖用九十年後的後見之明來干涉一個1916年德國軍人的信仰。他有什麼資格？他從未為這個國家流過一滴血，而克勞澤在魚雷艙裡度過了九十多個日夜，每一次裝填都是一次與死亡的對賭。
“你說得對。”施泰因站起來，拍了拍克勞澤的肩膀，“我只是隨口一提。”
傍晚，施泰因在碼頭上遇到了默裡克。輪機副機械長坐在繫纜樁上，膝蓋上攤著一本存摺，正在翻看。夕陽照在他的側臉上，那道從腹部爬上去的粉紅色疤痕從襯衫領口露出來，在陽光下泛著光。
“默裡克。”
默裡克抬起頭，飛快地將存摺合上，塞進口袋。“艇長。”
“聽說你也買了債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