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25日
他將信摺好，裝進信封，貼上郵票。然後從抽屜裡拿出那本黑色筆記本，翻開最後一頁。後面還有大片的空白，足夠再寫下幾十次出航、幾十次歸航、幾十次生死邊界上的沉默。
他寫道：
1916年6月25日，出航前夜。給安娜匯了兩千馬克，韋伯給他父親買了一塊表。他說“如果我回不去就讓郵局寄”。我說“你會回去的”。他不知道這句話不是安慰，是請求。請求上帝、命運、戰爭——隨便哪個——放過這個在碼頭上扛了半輩子麻袋的老人，讓他能等到兒子親手把表戴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天。
兩千馬克匯出去了。加上上次的西千二，一共六千二。這些錢在斯德丁能買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戰後的超級通脹裡，它們會變成廢紙。但安娜需要用它們來買藥、買麵包、付醫生的診費。她等不到戰後，那個躺在床上的母親也等不到。我只能給，哪怕知道這些馬克的歸宿是廢紙簍。
施泰因將檯燈關掉，在黑暗中坐了一會兒。窗外遠處的碼頭上，三艘潛艇的桅燈還在亮著，像三隻不肯閉上的眼睛。
凌晨西時，威廉港碼頭。
三艘潛艇的甲板上站滿了人。三十九名UE-II型的艇員，再加上UB-50號和UC-23號的水兵，近百人在晨霧中列成鬆散的隊形，等待最後的命令。
有人在做宗教祈禱。費舍爾站在船舷邊，閉著眼睛，嘴唇微微翕動，右手在胸前划著十字。幾個天主教的水兵跟著他一起劃。另外幾個新教徒站在甲板炮旁邊，低著頭，雙手交叉握在身前，像在默唸路德宗的禱告詞。還有的人什麼也不信，只是沉默地站著，讓海風和夜霧浸透全身。
韋伯將手錶布袋塞進防水袋，綁在鋪位下面。他從甲板上撿起一顆小石子，放進口袋。那是從漢堡易北河岸上撿來的石頭，他父親告訴他“帶一塊家鄉的石頭在身上，走到哪裡都不會被海水淹死”。他把這句話也原封不動地帶上了潛艇。
默裡克蹲在輪機艙的角落裡，手裡攥著一枚螺絲。不是新的是舊的，是從UB-47號上拆下來的密封圈壓蓋。上面有一道劃痕，是他自己扳手滑脫時留下的。他把這道劃痕摸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摸一封家書。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他望著碼頭的方向。那裡有燈火，有岸上的人，有安娜，有那個躺在斯德丁病床上的母親，有韋伯的父親，有克勞澤的未婚妻，有默裡克的媽媽。
身後是家園。前方是深淵。
邁爾爬到指揮塔上，站在他身邊。“艇長，所有人員就位。最後的補給己經裝船。只等命令。”
施泰因點了點頭，從指揮塔的護欄上取下一根纜繩。纜繩很粗，被海水泡得發硬。他解開了綁在繫纜樁上的活結。
遠處，港口的鐘樓敲響了五聲。
凌晨五時整。凌晨五時是德國潛艇部隊傳統的出航時刻。不是為了避開日出的偵察，而是因為1914年8月第一艘德國潛艇在北海擊沉英國巡洋艦的時候就是凌晨五點。這個時刻從此刻進了每一代潛艇兵的血肉裡。
碼頭上的訊號臺亮起了綠燈。
命令己下。午夜解纜——不，凌晨解纜。
“解纜。”施泰因說。
韋伯將最後一根纜繩從繫纜樁上摘下，扔進海里。UE-II型的柴油機啟動，低沉而有力的轟鳴聲在晨霧中迴盪。潛艇緩緩離開碼頭，艦首劈開的海水翻出白色的泡沫。
UB-50號和UC-23號緊隨其後。三艘潛艇排成一字縱隊，駛向港口出口。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望著漸漸遠去的碼頭燈火。那些燈光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終被晨霧吞沒。身後的家園己經看不見了，前方的深淵還沒有出現。這一刻，他既不在家，也不在海。
他只是在海上。
他翻開黑色筆記本，在最後一頁寫了一段沒頭沒尾的話：
1916年6月25日，凌晨。
離開威廉港的時候，我沒有回頭。
不是因為不想，是因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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