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八路自己硬是辦起了一所醫科大學，1940年9月在烽火中掛牌。這不是擺樣子的學堂，而是實打實錘鍊戰地醫者的熔爐。
校裡設政治部、教務處、總務科，三足鼎立，運轉有序。
它還是八路軍第一所正規軍醫學校。哪怕連課桌都用樹樁拼湊、課本靠手抄油印，衛校照樣一屆接一屆開班：藥劑訓練班、戰地看護班、基層衛生員班、衛生指揮長班，樣樣不落，為前線輸血輸智。
過草地前，這所山溝裡的醫校己送出軍醫181人、藥劑員75人、護理員300人、保健員123人、高研班學員7人，合計686名白衣戰士。
比起國民黨那邊動輒洋樓教室、進口器械的醫學院，我軍這所學校起步就紮在泥地裡——建校才兩年，便隨主力踏進茫茫草地。
一路上大小遭遇戰不斷，師生們一邊行軍，一邊背藥箱、抬擔架、包紮止血，既是學生，也是救護隊。
可對兵多將廣的八路來說，這點醫療力量，不過是杯水救薪火——真正倒在陣地上、熬不過高燒寒戰、撐不到後方轉運的戰士，數不勝數。
輕傷者抹點碘酒、纏幾圈白布；重傷到抬不動的，只能託付給老鄉家的土炕、柴房、地窖，生死由天。
抗戰全面爆發後，各抗曰根據地的醫療狀況，幾乎寸步難行。
就拿晉察冀邊區說，剛成立軍區衛生部時，總共才36號人。
而這三十多人裡，還有挑水劈柴的勤務兵、管賬記冊的文書員，真正能聽心音、打繃帶、配藥方的醫務人員，掰著指頭都數得清，且多數只是略通護理的半路出家者。
不少團、連壓根沒有軍醫，有的只是一兩個走村串戶的赤腳郎中，沒摸過解剖圖，沒碰過顯微鏡，治病全憑祖傳口訣和一把銅針。
那時常有戰士捂著肚子找大夫，郎中順手塞顆活血丸，敷衍兩句“忍忍就好”，再不深究病因——不是不想學，是沒書可讀、沒人可問、沒器可用。
所以那個年代，八路軍缺的何止是子彈和炸藥？
真正剜心的是消炎藥、麻醉劑、止血鉗、無菌紗布……多少硬漢，就因一劑青黴素遲遲不來，傷口潰爛發黑，壯烈得無聲無息。
沒辦法，戰地醫院連帳篷都稀罕，只得在梯田埂子上掏窯洞當病房，頂上搭樹枝、蓋高粱稈，門口壘幾塊青石權作門框，還得日日提防鬼子偽軍的突襲掃蕩。
為了跟上部隊機動節奏，上級索性把野戰醫院“化整為零”：拆成十來個流動醫護組，每組七八人，帶著藥箱、剪刀、酒精瓶，晝伏夜出。
他們不敢久留一地，大多藏身於老鄉家的夾牆、地窖、磨坊，一有風吹草動，立刻轉移。
可叛徒告密、敵寇清鄉，晝夜不停，藏得再嚴也難保萬全。
最後只能往深山老林撤，實在沒山可依，就在層層疊疊的梯田間挖坑掘洞，搭起一座座“地下診所”。
洞頂鋪上枝條稻草，洞口壘好石頭偽裝，白天靜默如石，入夜才悄悄點起煤油燈，為傷員清創、縫合、打針、喂湯藥。
那會兒，醫護人員不光是治病，還得砍柴、淘米、燒水、剁藥、守夜——天一擦黑才敢出門，天未亮又得收拾行裝。
這份艱難，早己不是秘密，而是所有八路軍幹部心裡預設的實情！
所以當聽說李允龍要把醫院辦出模樣，大家嘴上不說，心裡早打了問號。
一旁的李雲龍瞅見眾人神色，咧嘴一笑：“大總，您還是親自走一趟吧……”
“李允龍那家醫院，保準讓您刮目相看。”
大總眼睛一亮，脫口而出：“哦？真有這麼硬氣？”
“那我倒真得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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