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那些年的記憶太多了，多到像一堆亂麻，理不出頭緒。他在軍統幹了二十多年，從一個最底層的小特務爬到雲南站站長的位置。經手的案子數以百計，見過的人成百上千，聽過的話更是數不清。這些事像一隻脹滿的舊書櫃，一開門就會全部倒出來。
他想起沈逸川。那個人靠著寫軍統那些事，在香港養活了一家老小，還成了香港最火的作家。沈逸川寫的是假的嗎？不全是。很多事沈醉從剪報上讀到的時候，覺得“這不就是我們當年做的事嗎？”一模一樣，只是換了名字。換了地點。那個餘則成，那個翠平，那個顧秋妍——名字是假的，事是真的。
沈醉沒有動筆。他把那摞稿紙放在枕頭下面，和那本《潛伏》放在一起。
白公館二樓的燈光在晚上九點準時熄滅。
整個樓陷入了黑暗，只有走廊盡頭的壁燈還亮著，昏黃的光透過門上的小窗，在地面上投下一塊模糊的亮斑。沈醉躺在床鋪上，沒有睡著。他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但他的目光落在那裡，像是能看到什麼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他把手伸到枕頭下面，摸到了那疊稿紙。
紙的觸感粗糙，邊緣有些扎手。他的手指在紙面上輕輕摩挲著，像是在撫摸一件珍貴的。不可替代的東西。然後他的手沿著紙邊往下，碰到了那本《潛伏》的封面。封面的書脊已經斷了，書頁鬆散，每次翻都要小心別掉頁。
今夜他沒有拿出來。他只是摸。
那麼多年的特工生涯，那些不能說的事。什麼時候才能變成字，寫在紙上，被人看到？沈逸川能做到，是因為他在香港。在香港，有人給他出版，有人給他連載，有讀者等著看他的小說。可在白公館呢？就算寫出了字來，又能送到哪裡去呢？誰又會冒險把這些文字送到外面呢？
他翻了個身，把枕頭往下按了按，壓住了那些紙。
徐遠舉在上鋪翻了個身，木板床發出吱呀一聲。過了一會兒，徐遠舉的聲音從上面傳下來，悶悶的，像是捂在被子裡說的。
“沈醉，你真打算寫？”
“嗯。”
“寫什麼？”
“寫那些事。”沈醉的聲音很低，低到像是怕驚動什麼，“寫軍統，寫那些人，寫那些年。”
“寫出來又能怎麼樣？”徐遠舉的聲音裡帶著一種說不清的苦澀，“你在白公館，寫了也沒人能看到。”
沈醉沒有回答。他知道徐遠舉說得對。寫了也沒人能看到。但如果不寫呢？那些事就爛在肚子裡了，跟他一起埋進土裡，再也沒有人知道。而沈逸川呢？沈逸川在香港，想寫什麼寫什麼，寫了就有人看，看了還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送錦旗。
他忽然覺得很不甘心。
不是對沈逸川不甘心。是對自己的命運不甘心。同樣的身世，同樣的職業，同樣的經歷。一個在外面成了知名作家，一個卻被關在戰犯管理所裡，連寫幾個字都要偷偷摸摸。
他把手從枕頭下面抽出來，閉上了眼睛。睡不著。被窩冰涼，腳很久都暖不過來。鐵窗外面隱約有風聲，低沉的。持續的，像是有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哭。
沈醉不知道沈逸川此刻正在九龍塘的書房裡打字，不知道他剛剛寫完顧秋妍被救的那一章，不知道林婉清端了一碗熱湯圓放在他手邊。他只知道，那個在香港寫小說的人，曾經跟他在同一個系統裡待過，穿過同樣的軍裝，喝過戴笠的同樣的“栽培”的酒。如今兩人天各一方，一個在尖沙咀的書房裡飛鍵盤，一個在白公館的鐵窗下摸稿紙。
誰更幸運？他說不清楚。
只知道今夜，怕是睡不著了。
他把棉被往上拉了拉，蓋住了半張臉。被子上有陽光曬過的味道——今天下午剛曬過的，管理所每週組織他們曬一次被褥。這個味道曾經是他熟悉的，在雲南。在重慶。在南京，每一次行軍。每一次轉移，被子都是這麼曬的。只是那時候，曬被子的人不是管理所的戰士，是他的勤務兵。
他閉上眼睛，在心裡把那四個字又默唸了一遍。
“軍統秘聞。”
什麼時候才能寫完？還能不能寫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要寫。哪怕沒有人看，哪怕寫完了也只能塞在枕頭下面，爛在那裡。他要寫。
因為沈逸川能寫。
。行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