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半個下午，沒有人來叫他。他坐在床沿上，把那幾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懸崖》片斷從枕頭底下抽出來，翻到折角的那一頁。周乙說：“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他讀了一遍，把書合上，放在膝蓋上。
徐遠舉從上鋪下來，端著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把缸子放在桌上。他看了沈醉一眼，說了一句：“別想了。該來的躲不掉。”
沈醉沒有說話，把《潛伏》與剪報都塞回枕頭底下，靠著床頭閉上了眼睛。
傍晚的時候，人來了。
不是管理員，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裝，沒戴帽子。沈醉認得他——管理處的劉領導，姓劉，名字他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劉領導”。他平時不怎麼到戰犯這邊來，偶爾來也是跟著上面的檢查組一起，站在走廊裡看看，問幾句話就走了。
今天他一個人來的。
他手裡拿著沈醉的筆記本，走進房間的時候，沈醉已經從床上站了起來。下意識地挺直腰板，兩隻手貼在褲縫上。這個姿勢不是他想要做的，是身體自己做的——在軍統那些年，每一次見到長官，都是這個姿勢。
徐遠舉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站在床邊，沒有說話。
劉領導看了看沈醉，又看了看徐遠舉，擺了擺手。“坐吧，不用站著。”
沈醉沒有坐。他看著劉領導手裡的筆記本，喉嚨有些發乾。
劉領導把筆記本放在床上，動作很輕，像是在放一件不怕摔但也算不上珍貴的東西。他看了看沈醉，臉上的表情不是嚴肅，也不是和藹，是一種讓人說不清的平和。
“寫得不錯。”他說，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沈醉以為自己聽錯了。“什麼？”
“我說寫得不錯。”劉領導重複了一遍，語氣跟剛才一樣，“繼續寫。”
沈醉愣住了。他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他轉過頭看了一眼徐遠舉，徐遠舉也愣住了，嘴唇微微張著，眼睛盯著劉領導的臉。
“為什麼不沒收？”沈醉終於找回了自己的聲音，“我寫的那些東西——”
“你們這些人，寫的東西是歷史。”劉領導打斷了他，語氣沒有變化，“寫下來，對後人有用。”
沈醉沉默了一會兒。“可是......我寫的那些事，有些不太好。”
劉領導看了他一眼，那種看不是審視，也不是打量，是一種“你多慮了”的看。“歷史就是歷史，沒有什麼好不好。”他頓了頓，“只要不涉及當下的機密，不攻擊新政權，你寫什麼都行。寫完了，我們可以幫你儲存。”
沈醉站在床沿前，手指微微發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一種他說不清楚的東西。那些年他做過的那些事——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有些他到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評價。他以為這輩子都不會有人讓他把這些事寫下來，以為那些字會跟他一起爛在土裡。但現在有人說：寫下來，對後人有用。
他對著劉領導彎了彎腰。不是鞠躬，是在軍統時對長官的那種微微欠身，但比那個更深一些。劉領導沒有在意，擺了擺手。
“別熬夜太晚，傷身體。”他轉身走了。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筆記本太薄了，寫不了多少。明天讓人給你送兩本新的。”
門關上了。沈醉對著關上的門站了很久，腰板還是挺直的，但眼眶有些發酸。他沒有讓眼淚掉下來，在軍統那些年他學會了一件事——不管多難受，不要在別人面前哭。
徐遠舉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沒想到。”
沈醉把床上的筆記本拿起來，翻開，看到自己寫的那行字——“我叫沈醉，我曾經是軍統的人。”字跡歪歪扭扭的，鉛筆的痕跡有些模糊了，但他覺得那是他寫過的最好的字。
那天晚上，沈醉寫到了很晚。
走廊的壁燈還亮著，光從門縫裡漏進來，比平時更亮了一些——也許是電壓穩了，也許是他自己的眼睛適應了。他把被子蒙在頭上，只留一條縫透光，鉛筆在紙面上飛快地移動。他寫了戴笠，寫了在雲南的那些年，寫了那些他親手抓過的人。有一些名字他已經記不清了，但他們的臉他還記得。
鉛筆削了兩次，手指上沾滿了鉛粉，在昏暗的光線中閃著細碎的光。他寫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比平時多寫了好幾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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