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間，王升站在九龍某棟樓的二層視窗，看著樓下派報的熱鬧場景。
從這裡能看到街角那個派報點——老李站在那裡，手裡的報紙已經發了一大半，只剩薄薄的一疊。有路人經過，他遞過去一份，對方接過去低頭就看。王升手裡也拿著一份報紙，讀完了開篇那一段，眉頭微微皺著。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軍統特工，他覺得這段就是胡扯。戰場上消滅一個日本兵有多難？他太清楚了：
在軍統的訓練班裡，一個新人要練幾個月才能打中移動靶，更別說在城市巷道里邊跑邊回頭射擊。
二米五高的柵欄，單手翻過去？那種柵欄他見過，上面有時還帶著鐵刺，翻過去手掌就廢了。
還有那些日本兵——他們不是木頭人，不會站在那裡等著你開槍。
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沒有受過什麼正規訓練，能在七八個日本兵的追擊下全身而退，還打傷一個？這種事，在真實的諜戰裡幾乎不可能發生。
但他不得不承認，讀的時候心跳加速了，眼睛被文字拽著往前走，一頁翻過去還想翻下一頁。王升撥出一口氣，自言自語：“看來作為普通讀者的感覺是沒問題的。”
他把報紙摺好，放在窗臺上。身邊的人問：“王先生，這段有問題嗎？”
王升沉默了一會兒。“有問題。”他說，“但讀者喜歡。”
身邊的人不再問了。
沈逸川其實知道這段不符合真實特工交戰的情況。
在軍統待了那麼多年，他親手開過槍，也見過別人開槍。戰場上不是你打得準就能活，很多時候是靠運氣。靠配合。靠地形。一個新人能在那種情況下全身而退的機率，大概跟中彩票差不多。
但前世閱文無數的經驗告訴他：讀者要的不是紀錄片，是爽感。寫得太真實，子彈打不中。跑幾步就喘。敵人沒那麼蠢——讀者會覺得“囉嗦”“拖沓”“沒意思”。他要的不是真實，是“讓讀者拍桌子”。
所以他寫了那個年輕人翻過柵欄。跳過障礙物。回頭一槍撂倒一個日本兵。他知道這很扯，但他也知道，茶樓裡那個中年男人拍桌子的聲音，就是最好的反饋。
王升對身邊的人說：“至於有人以後會提出疑問——沒問題，《新光報》的讀者來信都是經過專門篩選的，上不了報紙。”
他頓了頓，語氣平淡，但每個字都帶著分量。“至於其他報紙，我相信沒有人敢跳出來唱反調。”
身邊的人點頭稱是，在筆記本上記了下來。
沈逸川回到家，把外套掛在衣架上，在沙發上坐下。
林婉清從廚房出來，手裡端著一碗湯，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她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在他旁邊坐下。
“外面都在議論你的新書。有人說你被招安了。”她的聲音不大，像在說一件不太重要的事。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看著茶几上那份報紙，封面上的字在燈光下很醒目——“李少將新作《黑名單上的人》”。
他把報紙翻過來，翻到老李派發報紙的畫面在腦子裡轉了好幾個來回。那些穿著舊軍褲。站在街頭髮報紙的人，曾經是少校。中校。上校，是抗戰時期在敵後出生入死的特工。他們有的人在軍統時拿過獎章，有的人在戴笠面前彙報過工作，有的人親手殺過漢奸。現在他們站在九龍的路邊，每天領十塊錢，包一頓午飯，把一份免費報紙遞到路人手裡。
“招安就招安吧。”他最後說，聲音很低，“至少他們能多十塊錢。”
傍晚，沈逸川站在陽臺上往下看。樓下那個派報的老人還在發最後幾份報紙。他頭髮全白了，背有些佝僂，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裝上衣。十塊錢，包一頓午飯。他站在那裡，手凍得通紅，但臉上帶著笑。
有人接過報紙，說了一句“辛苦了”，老人連聲說：“不辛苦不辛苦，您慢走。”
沈逸川看著那個老人，在暮色中站了很久。林婉清走過來，把一件外套披在他肩上。他沒有回頭，只是輕輕握了一下她的手。
暮色越來越濃，街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那個老人終於發完了最後一份報紙，把空了的紙箱夾在腋下，慢慢地走了。他的背影在路燈下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了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