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後的沈逸川努力地從繡春刀的劇情中跳了出來，此時《借槍》己經連載到了第三章，沈逸川在茶館裡把這三期的報紙攤在桌上，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他寫熊闊海失去與上級的聯絡，洋行倒閉，沒有收入，不敢告訴妻子周書真，每天早上假裝去上班，實際上在街頭遊蕩。他在公園長椅上坐到中午，花幾分錢買個燒餅，下午繼續遊蕩，傍晚裝作疲憊地回家。周書真給他添飯，他推說“吃過了”，把碗裡的米撥給她。
沈逸川寫這段的時候，腦中浮現的是自己在九龍城寨板間房裡的日子——同樣的困窘，同樣的隱瞞。那時候他坐在破舊的桌前寫《潛伏》，林婉清端飯進來，他說“先放著”，其實是不想讓她看到自己吃不下。
他放下報紙，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茶樓裡比平時安靜。沈逸川坐在角落裡，要了一壺烏龍，帽簷壓得很低。他注意到靠窗那桌坐著幾個老讀者，都是五十來歲、頭髮花白的男人。桌上攤著當天的《香港商報》，翻到《借槍》連載版。沒有人說話，只有翻報紙的聲音。
沈逸川端起茶杯，假裝在看窗外，耳朵豎著，一個字都不放過。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讀到熊闊海在公園長椅上吃燒餅那段，忽然摘下眼鏡擦了擦，重新戴上，繼續往下讀。他的動作很慢，擦眼鏡的時候手指微微發抖。
坐在他對面的人放下報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蓋碰著杯沿，發出細微的瓷器碰撞聲。他把茶杯放下，說了一句：“這寫的就是我們。在香港，多少軍統的人是這樣活著的？”
旁邊的人接話，聲音壓得很低：“我不是沒飯吃，是不敢讓家裡人知道我吃不上飯。”
另一個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當年我三個月沒收入，每天出門‘上班’，在碼頭坐到天黑。我老婆以為我在做工，其實我連扛包的力氣都沒有。”
有人輕輕嘆了口氣。沉默了一會兒，那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戴上眼鏡，低聲說：“熊闊海至少還有個老婆能瞞。我連老婆都瞞不住。她看我瘦了，把飯省給我吃，自己餓著。”沒有人接話。茶樓裡的安靜持續了很久。
沈逸川坐在角落裡，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聽進去了。他寫的是中共地下黨，但困苦是共通的。那些在香港街頭遊蕩、不敢回家吃飯的人，有中共地下黨，也有軍統特工。他們都一樣。
晚上，林婉清讀完當天的連載，把報紙疊好放在茶几上。她靠在沙發上，手指在報紙的邊緣慢慢摩挲著，像是在想什麼。沈逸川從書房出來，在她旁邊坐下，問了一句：“怎麼樣？”
林婉清想了想，說：“周書真比我苦多了。我至少還有你。她只知道丈夫在‘上班’，其實他在街上餓肚子。她什麼都不知道。”她頓了頓，“你還記得我們在九龍城寨那會兒嗎？你每天把自己關在屋裡寫稿，我端飯進去，你說‘先放著’。我那時候以為你不餓，後來才知道你是寫不出來，著急。”沈逸川握住她的手，沒有說話。
張一鶴的電話是在第二天下午打來的。
“沈先生，信箱又爆了。”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你猜怎麼著”的興奮，“這一次讀者問的不是劇情走向，是‘為什麼跟《潛伏》《懸崖》感覺差異那麼大’。你得自己來看看，還是我讓人送過去？”
“送過來吧。”
小夥計扛著鼓鼓囊囊的帆布袋來了。沈逸川開啟袋子，一封一封地拆。大部分信都在問同一個問題——“熊闊海怎麼這麼慘？”“餘則成不是挺風光的嗎？”“周乙在哈爾濱警察廳不是很體面嗎？”。
他把信按內容分成幾摞，最厚的那一摞標題是“為什麼不一樣”。他拿起筆，在下一期“少將信箱”的稿紙上寫下了回覆。
“潛伏中的餘則成、懸崖中的周乙，都是潛伏在保密站或特務科高層的特工。他們有身份、有資源、有整個團隊為他打掩護。而熊闊海潛伏在外圍，沒有編制，沒有經費，甚至連上線都找不到。他才是絕大多數特工的代表。餘則成、周乙那樣的，少之又少。”
他寫到這裡停了一下，又加了一段：“不管在哪裡，作為特工都充滿了危險與挑戰。尤其是底層特工，為了掩蓋身份，往往要自己解決生活花銷問題。如果一旦失業，比普通人還要慘。因為他們不能去應聘普通工作。我寫熊闊海，是想讓讀者看到特工的另一面。不是每個特工都是餘則成。其實在潛伏中也好，懸崖中也罷，裡面有很多特工為了掩護主角犧牲的場景，比如藥鋪掌櫃為了掩護餘則成咬掉了舌頭、哈爾濱地下組織為了不暴露周乙方的身份，明知道特務科要進行大搜捕，只能眼看著大批地下人員被捕.......只是這一次，我以他們為主角了。”他把稿紙摺好裝進信封。
張一鶴又打來電話，唸了一封有代表性的來信。署名“一個曾經想嫁特工的女讀者”，字跡娟秀，用的是淡藍色的信箋。張一鶴念得慢，像是在斟酌每個字的重量。
“李少將先生，我以前看《潛伏》《懸崖》，覺得特工很酷，嫁給特工一定很刺激。現在看了《借槍》，我覺得太苦了。熊闊海連飯都吃不飽，他的老婆什麼都不知道，還要假裝一切正常。我不想嫁這種人了。”
沈逸川握著聽筒，沉默了幾秒：“這封信，我得回。”
他掛了電話，走進書房。檯燈的光照在稿紙上，他拿起筆，想了一會兒。他想起林婉清——她跟著他從重慶到南京，從南京到香港，差點餓死，從沒說過“我不想嫁這種人了”。他低頭在稿紙上寫了一句話：“特工的酷，不是殺人不眨眼，是吃不上飯的時候，還能對老婆笑著說‘我吃過了’。”他把這句話寫進專欄回覆裡，想了想，沒有再添別的。說得太多，就假了。
沈逸川的回應見報後，讀者來信更多了。張一鶴在電話裡唸了幾封。有人說“明白了”，有人說“還是覺得苦”，有人說“李少將你太狠了，把我的幻想打破了”。
還有一封寫得很長，是一箇中年婦女的筆跡，信紙皺巴巴的，像是寫的時候哭過：“李少將先生，我丈夫抗戰時在上海就是做地下工作的。他從來不跟我說工作的事，我只知道他每天早出晚歸，有時候幾天不回來。我以為他在外面風光，看了您的《借槍》才知道，他可能連飯都吃不上。他犧牲五年了，我現在才知道他受了多少苦。謝謝您。”
沈逸川把這封信看了兩遍。他把信紙摺好放進抽屜，和那些剪報放在一起。
張一鶴在電話裡笑著說：“沈先生，你的讀者現在分成兩派。一派覺得你寫得真實，一派覺得你毀了他們對特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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