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鏡頭的問題。”舒旗反而很認真，“是你對平路的理解。張導之前找過幾個樂隊的人試鏡，他們都演不出你這種感覺。你怎麼會懂這些？難道你是天才？”
魏然愣了，他很想說自己就是一個天才，可他不是。
“我不是天才。”魏然的聲音很平，“我就是見的人多了。”
“見的人多了？”
“嗯。”魏然看著遠處漸漸暗下來的天色，“幹我們這行，十里八鄉地亂跑，什麼樣的人都見過。哭的，笑的，裝哭的，裝笑的，想哭不敢哭的，想笑不敢笑的……見得多了，你就知道，人不是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頓了頓，魏然像是想起了什麼，“平路這樣的人，我也見過一個。”
舒旗沒說話，等著魏然往下說。
“是我老家隔壁村的。”魏然開始講，語氣像是在嘮家常，“比我大十來歲吧，叫李躍進。”
“九幾年那會兒，李躍進是村裡第一個去北京的。走的時候十九歲，揹著一把破吉他，說是要去搞搖滾。全村人送他，都說這孩子有出息，要去當明星了。”
魏然笑了笑，“結果三年後，他回來了。不是衣錦還鄉，是灰溜溜地回來的。吉他沒了，換成了一個蛇皮袋，裝著幾件舊衣服和一沓沒人要的譜子。”
“村裡人問他，在北京咋樣？他說，組過樂隊，在酒吧唱過，還差點籤公司。可沒人信，大家只看見了他瘦得脫相，手指頭上全是繭子，指甲縫裡黑得洗不掉。”
“他成了村裡的笑話。搖滾青年這個稱呼，從羨慕變成嘲諷。年輕人笑他不務正業，老人罵他糟蹋爹媽的血汗錢。只有一樣沒變，他還是愛音樂。”
舒旗聽得很認真，手託著下巴，“後來呢？”
“後來李躍進就在鎮上的磚廠幹活。”魏然繼續說，“白天搬磚，晚上就抱著把新買的二手吉他，在自家院子裡唱。唱他在北京寫的歌，唱崔健，唱黑豹。鄰居嫌吵，經常往他家院子裡扔石頭。”
“沒人聽他唱。除了我。”
魏然說到這兒，眼神有點飄，“我那會兒十七八歲，跟著師父跑白事。有次路過他們村，晚上沒事幹，聽見他在院子裡唱。歌詞我聽不懂，但那個調子……怎麼說呢，像一頭野獸在撞籠子。”
“我就扒牆頭聽。後來被他發現了，他也沒趕我，還招手讓我進去。從那以後，只要我去他們村辦事，晚上準去找他。”
“他給我講北京。不是講天安門故宮，而是講地下室，講酒吧後門，講三十塊錢一場的演出，講一起啃饅頭的樂隊兄弟。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發亮，可一停下來，那光就滅了。”
“有一次我問他，後悔去北京嗎？他想了很久，說，後悔沒混出名堂，但不後悔去過。”魏然吸了口氣，“他說，在北京那三年，是他這輩子最像人的三年。雖然苦，雖然慘，但他真真切切地活過，為了一件事拼過命。”
“後來呢？”
“後來他結婚了。”魏然扯了扯嘴角，“娶了鄰村一個姑娘，生了孩子。吉他鎖進了櫃子，偶爾拿出來擦擦灰。磚廠的活兒太累，他三十出頭腰就壞了，現在在鎮上開摩托拉客。”
“去年我回老家，在鎮上碰到他。他認出了我，非要拉我吃飯。兩杯酒下肚，他又說起北京。說的還是那些事，但這次，他加了一句。”
魏然的聲音低了些，“他說，小魏，我現在晚上睡覺，還經常夢到站在臺上。底下黑壓壓的全是人，我一張嘴，聲音能把屋頂掀翻。”
暮色完全沉下來了，院子裡亮起幾盞臨時拉的電燈，蚊蟲圍著光在打轉。
舒旗沉默了，很久沒說話，最後她問，“那你呢？因為他才喜歡搖滾？”
“算是吧。”魏然點頭，“他讓我知道，音樂不光是電視裡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它可以是地下室漏水的滴答聲，是搬磚後痠疼的胳膊，是一個失敗者眼睛裡最後的亮光。那種音樂……才是中國的搖滾。”
魏然看向舒旗，“平路就是李躍進那樣的人。他不是要酷，不是要反抗什麼宏大敘事。他只是沒辦法……除了音樂，他找不到別的方式證明自己活過。所以他對音樂有種近乎神聖的偏執，穿什麼衣服，化什麼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臺上的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配得上那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