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踏上官場，甚至回溯到遙遠的學生時代，安紅參加過的會議早己多到數不清，多到她自己都懶得去記。她也早己記不清，自己曾在多少場重要的會議上，成為全場目光的焦點，成為眾望所歸的主角。
最讓她刻骨銘心、記了一輩子的，還是讀大學的那一段時光。
那一年，一位國家重要領導人親臨學校考察視察，校裡層層篩選、優中選優，最終敲定由她代表全體師生上臺發言。
那時的安紅，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眉眼清秀得像一株雨後破土的青竹，乾淨、挺拔、帶著一股不染塵俗的銳氣。她的聲音清亮悅耳，更難得的是那份遠超同齡人的鎮定與從容。
站在萬眾矚目的臺上，她不怯場、不慌亂、不打半分磕絆，整整二十分鐘的發言，語言誠懇樸實，卻又藏著少年人獨有的光彩與鋒芒，字字鏗鏘，句句有力，落地有聲。
會議結束的那一刻，那位領導人竟主動朝著她走了過來，主動與她合影留念。寬厚溫暖的手掌輕輕落在她單薄的肩膀上，目光溫和卻又無比堅定：“姑娘，將來定當大用。”
那句話，曾是她一生的底氣與信仰。
可此刻，坐在縣委這間沉悶壓抑的會議室裡，安紅卻是人生第一次覺得，開口說話，竟比登天還要艱難。
她張了張嘴，喉嚨像是被一團浸了水的溼棉花死死堵住，乾澀、發緊、發疼。
說什麼？怎麼說？
難道要像會場裡那些混跡多年的老油條一樣，把真的硬生生說成假的，把假的編得比真的還像回事，把黑的描成白的，把白的抹成黑的？
這些年，類似的場面，她見得太多太多了。
曾經的她，對此嗤之以鼻，骨子裡滿是憤慨與不屑，甚至覺得自己與這種骯髒的潛規則不共戴天。可歲月流轉，風雨打磨，一身稜角被現實一點點磨平，她終究還是慢慢接受了這套生存法則，接受了官場裡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
也只有在這一刻，她才真正刻骨地體會到——真話，原來真的不是那麼隨便就能說出口的。
會議室裡一片死寂，足足靜坐了三分鐘，安紅終於意識到，躲不過去了，該她開口了。
她抬眼一掃，滿屋子人的目光都像釘子一樣，首勾勾地釘在她的身上，連平日裡對她畢恭畢敬的縣長鄭大明，也不例外。
這種會，誰都不願意先開口。
誰先發言，誰就代表了一級黨委、一級政府的態度，誰就把責任扛在了肩上。
而她，是縣委書記。
這態度，理所當然，必須由她先表。
可這態度又是什麼？
是把一場性質惡劣、後果嚴重的重大爆炸事故，輕描淡寫地帶過。
是把十幾個活生生、有家庭、有親人的遇難工人，輕飄飄地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抹去。
這哪裡是處理事故，簡首是暴殄天物，草菅人命！
可身在官場，身為此地的一把手，她又能有什麼辦法？
一瞬間，大學時代讀過的一句刺骨之言，猛地撞進她的腦海。
一位哲學家曾說：政治，就像妓女的身體。人人都可以隨意踐踏、隨意擺弄，可表面上，永遠要維持得光鮮亮麗。
她忽然側過頭，對身邊的鄭大明壓低聲音，語氣裡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疲憊：“鄭縣長，你先說吧，我身體有些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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