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分工明確—一個負責調取公開記錄，一個負責整理時間線和證據鏈，一個負責聯絡潛在證人。他們從凱薩琳的社交媒體開始，一條一條地扒過去。
效率很高。到週四下午，他們已經整理出了凱薩琳過去三年內的全部公開記錄：
Instagra每一張照片。每一條配文，Facebook的每一次打卡，Linkedln上的每一段實習經歷，校園媒體上她發表的所有文章，女權組織活動的每一張合影————
甚至包括她在教授評教系統裡留下的匿名評價——IP位址交叉比對之後確認是她的帳號。
這些資訊單獨拿出來都沒有太大意義，但拼在一起，一條完整的時間線就出來了。
凱薩琳大二下學期開始頻繁接觸那位後來被迫離職的教授。
時間線上顯示，她在那個學期選修了他的兩門課，同時開始在女權組織的社交媒體上釋出關於「校園性別歧視」的內容。兩個月後，她向系裡提交了正式指控。
教授離職的時間，距離她提交指控不到三週。
「這個模式很清晰。」帶隊的律師叫哈里斯，五十多歲，鬢角全白了，說話的時候喜歡用食指敲桌面，「她在同一個人身上用了不到三個月一從接近到指控到目標離職。我們現在手裡的材料足夠向任何一家聯邦法院申請調取她的電子裝置。」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也在推進。哈里斯的一名助理律師聯絡上了那位被迫離職的教授。教授現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一所社群學院教書，接到電話的時候沉默了很長時間。
「你們想要我做什麼？」他問。
「只需要您說出事實。」律師說，「我們不會要求您做任何超出陳述範圍的事情。」
教授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需要想想。」
律師沒有催他。掛了電話之後在備忘錄裡寫了一行字：態度猶豫，但未拒絕。需跟進。
週四晚上，艾米麗給林遠發了條訊息：「莉亞說她手裡還有一樣東西。比錄音更關鍵」」
。
林遠正在宿舍裡看釣魚比賽的報名表，看到這條訊息，把手機拿起來，直接撥了過去。
「什麼東西？」
「影片。」艾米麗的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一個不適宜大聲說話的環境裡，「凱薩琳自己存的。內容是馬特和她的對話，但被剪輯過了只保留了馬特說對不起」。我不該那樣」的片段，刪掉了上下文。凱薩琳本來打算如果馬特不給她錢，就把這段影片發到網上。」
林遠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原始版本呢？」
「還在凱薩琳的手機裡。莉亞知道密碼。」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
「莉亞願意拿出來嗎？」
「她說願意。」艾米麗說，「但她害怕。她怕凱薩琳發現之後報復她。我已經把你父親的條件告訴她了轉學。推薦信。助學金。她聽完哭了。」
「她現在在哪？」
「在宿舍。凱薩琳今晚不在，去參加一個校外活動了，要到半夜才回來。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你去找她。」林遠說，「拿到之後不要發給我，直接給你父親。這東西進過誰的手機，將來上法庭都會有記錄。讓律師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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