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天，沈知禮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是沈知義寫的。沈知義很少寫信，他說自己嘴笨，不會寫。但這封信寫得挺長，足足三頁紙。
“哥，家裡一切都好。知知還是老樣子，上班喝茶看報，下班躺著吃零食，媽說她她也不聽。不過她每月給你寄東西從來沒斷過，我跟你說個事你別跟她說是我說的——有一次我幫她搬包裹，看到她房間裡堆了好多東西，大米白麵臘肉罐頭，還有好多書。我問她哪來的，她說是同事送的。我不信，同事能送那麼多東西？但她不說，我也沒辦法。
哥，你說知知那些東西到底哪來的？她一個月工資才三十多塊，寄包裹郵費就要兩三塊，還要買那些東西，錢根本不夠。我問過媽，媽說她也不知道。爸說她有辦法，別問了。
哥，我不是懷疑知知，我是怕她犯錯誤。你要是有機會，寫信問問她。不過別說是我說的。——弟”
沈知禮看完信，把信紙摺好放進口袋。
他坐在床邊，想了很久。
妹妹的東西哪來的？他也想知道。但他不會問。因為他知道，妹妹不想說的事，問了也白問。而且他相信妹妹——她雖然懶，雖然嬌，雖然護食小氣不好惹，但她不是糊塗人。她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她不會犯錯誤。
沈知禮拿起筆，給沈知義回了一封信，就兩行字：“知義，別問了。知知的事她自己有數。你在家好好上班，照顧好爸媽。”
信寄出去之後，他又給妹妹寫了一封信。不長，就幾行字：
“知知，最近怎麼樣？上班累不累？你寄的東西都收到了，夠用。別太省著，留著自己用。哥在鄉下挺好的，不用擔心。”
寄出信之後，沈知禮坐在床邊，開啟收音機。收音機裡傳來播音員的聲音，播著國家大事，播著政策方針，播著“農業學大寨”。
他聽了一會兒，關掉了。
他在等一個機會。一個回城的機會。他不知道這個機會什麼時候來，但他知道，當它來的時候，他必須準備好。
眼紅這種事，就像夏天的蚊子，你趕走一隻，又來一隻。沈知知在院子裡清靜了沒幾個月，王嬸的嘴又閒不住了。
起因是沈知知給哥哥寄了一雙新棉鞋。
那年秋天，天涼得早，九月末就開始刮北風。沈知知去郵局寄包裹，正好王嬸也去寄東西給她閨女。王嬸排在沈知知後面，看到她從帆布包裡掏出一雙嶄新的棉鞋，黑色的燈芯絨面，裡面絮著厚厚的棉花，一看就是好貨。
“哎呀，知知，這棉鞋不便宜吧？”王嬸伸著脖子看。
沈知知沒理她，把棉鞋塞進包裹裡。
王嬸不死心，又湊過來：“這鞋在哪買的？我也給我家秀蘭買一雙。”
“買不到。”沈知知頭也不抬。
王嬸的臉色不太好看了。她退後兩步，跟旁邊排隊的人嘀咕：“看見沒有，沈家那丫頭，又給她哥寄東西。那雙棉鞋，市面上根本買不到，也不知道從哪弄的。人家有的是門路，咱們比不了。”
旁邊的人附和了兩句，聲音不大不小。
沈知知聽見了，當沒聽見。辦完手續，拿著回執單走了。
但王嬸的嘴沒停。接下來的幾天，她在院子裡逢人就說沈知知“有門路”“搞特殊”“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多東西”。李嬸和張嬸也跟著添油加醋，話越傳越離譜，最後變成了“沈家那丫頭投機倒把，跟黑市有聯絡”。
沈母在菜市場聽到這些話，氣得菜籃子都扔了，跑回家跟沈知知說。
沈知知正躺在沙發上看小人書，聽了母親的話，把書放下，站起來。
“我去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