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紐約。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
訊息在凌晨傳到北京時，廖念生正在書房裡看花旗銀行最新的資本充足率報告。
電視螢幕上彭博社的畫面是雷曼總部大樓前抱著紙箱走出的員工，BC的主播用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短語。
他的手機在同一時刻響了——是林卓，聲音急促而壓抑：“雷曼己經完了。財政部拒絕救助，美聯儲提供了緊急流動性但僅限於國債抵押品。
美國銀行原本要收購雷曼，最後一刻放棄了，轉而買下了美林。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正在緊急申請轉為銀行控股公司，以獲得美聯儲貼現視窗的准入。市場可能在週一出現恐慌性拋售。”
廖念生掛了電話，沒有立刻撥給菲利普。他走到窗前，看著長安街上漸漸亮起的晨光，想了一整夜。
他的妻子蘇念正在日內瓦參與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理事會的緊急磋商，主題是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融資的影響。
她的越洋電話在凌晨三點打來，聲音裡帶著時差和疲憊，但語氣卻異常篤定。“我剛從歐盟談判代表的辦公室出來。歐洲央行己經在討論非常規流動性注入方案了。
財政部的問題資產救助方案最快會在本週提交國會表決，但表決結果不確定。
如果美國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鏈條大面積斷裂，信用違約互換市場會變成多米諾骨牌，到時候沒有一家大型機構能獨善其身。”
“花旗呢？”
“花旗現在最危險的不是次貸敞口本身——最危險的是市場對它的信心。
如果市場開始懷疑花旗的資本充足率，擠兌的威力比任何衍生品都大。
但財政部和美聯儲不會讓它倒下——花旗太大了，太複雜了，太全球化了。
貝爾斯登垮掉時市場還能承受，雷曼垮掉時市場己經搖搖欲墜。
如果花旗再倒，整個全球金融體系的支付清算網路都會崩塌。”
廖念生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他告訴她，他打算做一件所有人都不會做的事——在市場最恐慌的時候，增持花旗。
“不是救花旗。花旗不需要我救，有財政部和美聯儲。我要做的是在所有人都在拋售金融資產的時候，去撿那些被恐慌錯殺的好東西。
通用電氣、IBM、英特爾、微軟——這些公司的基本面沒有出任何問題，它們的股價只是因為恐慌而下跌。
如果我的判斷是對的，這場危機會在一年到一年半內見底。
如果我的判斷是錯的——那我父親當年在倫敦做空英鎊和在黑水種地時攢下的家底，就全都沒了。”
蘇念在電話那頭沒有說話。
她聽到的是她丈夫在做出一個幾乎賭上整個家族命運的決策時，用一種她無比熟悉的方式把所有的資料和推演都擺在她面前——就像她在談判桌上把每一項條款的可替代性逐條分析給對手聽。
最後她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但沒有任何猶豫：“你父親當年回靠山屯種地時，也有人說他回不來了。但是他回來了。你去做，我支援你”廖念生握緊話筒，手指在聽筒上輕輕摩挲了一下。
九月下旬，財政部的問題資產救助方案在國會眾議院被否決。
訊息傳來時，道瓊斯指數單日暴跌近八百點，創下有史以來最大單日點數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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