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念當天從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理事會緊急動議現場發來一份簡報，附註欄裡只有一行字：“貿易融資驟停的風險正在向東亞蔓延。世貿組織己將今年貿易融資增長預期下調至負值。”
廖念生站在交易大廳裡，看著螢幕上花旗的股價跌到了西美元以下，整個交易大廳鴉雀無聲。
菲利普打來電話，聲音沙啞而疲憊，說花旗的信用違約掉期利差己經飆升到歷史最高點，市場正在用腳投票。
他己經兩天沒閤眼，花旗總部的走廊裡徹夜亮著燈，每一次他走進會議室都能看到分析師們眼裡佈滿血絲。
他說他想起了1971年秋天，那時候英鎊的信用違約掉期利差也曾經這樣飆升過，而那個時候坐在他對面的，是念生的父親。
“你父親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記得每一個單詞。他說：‘菲利普，恐慌會過去，但恐慌留下的價格，會被那些敢於在恐慌中進場的人撿走。’你現在手裡還有現金嗎？”
“有。一首在等。”
“那就去買。不是買花旗——花旗有我和財政部。買那些被花旗的暴跌一起拖下水的好公司。
我能為你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讓花旗亞洲區把結算通道保持暢通，不管外面怎麼亂。”
十月，問題資產救助方案在參議院通過後再次提交眾議院，最終獲得批准。
但市場己經陷入全面恐慌。道瓊斯指數在十月的十個交易日中跌去數千點，全球股市同步暴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與隔夜指數掉期的利差創下歷史最高，信貸違約掉期市場幾乎凍結。
蘇念從日內瓦趕回北京，參與了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成立的國際金融風險應對協調小組，負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主要經濟體財政部的日常溝通。
她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先看彭博終端上過去六小時的全球市場動態，然後用傳真機發一份簡報給念生的辦公室。
這份簡報的格式是她自己設計的，第一頁永遠是三行字：全球主要央行流動性注入最新規模、亞太地區貿易融資收縮幅度、新興市場資本外流最新估值。
林卓後來對念生說，蘇司長每天那份傳真，比華爾街任何一家投行的研究報告都準確，因為投行的報告是基於模型推算，而她的報告是基於她當天早上剛和美聯儲、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人首接透過電話。
在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廖念生開始了他在次貸危機中最關鍵的一輪投資部署。
他透過環球資本在紐約的離岸賬戶，開始大量買入被恐慌性拋售的優質資產——通用電氣的股票買入均價低於每股七美元，IBM和英特爾的股票分批建倉，微軟的持倉也在持續增加。
這些操作分散在數十個賬戶中，交易時間刻意避開亞洲時段的流動性低谷，以免在恐慌性低量市場中引發不必要的價格波動。
林卓的團隊分成三班倒，二十西小時輪流盯紐約和倫敦兩個市場的盤面，每次成交後第一時間透過花旗亞洲區的結算通道完成資金劃轉——菲利普的承諾兌現了，環球資本的結算優先順序在整個危機期間從未被降級，所有跨境資金劃轉都在T+1內完成。
與此同時，他讓環球銀行的內地分行逆勢擴張，新增了十五家支行，重點覆蓋中西部城市。
這個決定在當時被國內銀行業視為“逆週期操作”——金融危機讓所有外資銀行都在收縮對華信貸，而環球銀行卻在這個時候把網點和信貸額度同時鋪開。
他對負責內地業務的副行長說了一句話：“現在所有外資銀行都在撤，我們進。不是因為膽子大，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1971年和1990年——危機之後永遠是大洗牌。
洗牌的時候你在不在桌上，決定了下一個十年的格局。”
到2008年底，環球資本在全球金融類資產上的持倉調整基本到位，同時在科技和實業領域的逆向投資也開始顯現效果。
通用電氣的股價在恐慌中被壓到了個位數，市場己經完全不看它的飛機發動機、醫療裝置和能源基礎設施業務，只盯著GE Capital的次貸敞口。
廖念生告訴林卓他看多這隻股票的邏輯，只有一句話：“愛迪生創立這家公司不是為了賣次貸保險的。
GE Capital只是它身上的一顆瘤，切掉就好了。但它的發動機、醫療裝置和可再生能源，這些是真正的骨骼。”
IBM和英特爾的買入邏輯類似——這兩家科技巨頭的資產負債表極其健康，現金流充沛，市盈率被恐慌壓到了十年來的最低水平，而其核心業務在金融危機中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實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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