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回覆來得很快。
“朋友。”
“什麼朋友？”
“你不認識。”
“男的還是女的？”
“重要嗎？”
“對於噪音的來源來說，重要。”
對話方塊又陷入了“對方正在輸入”的反覆橫跳。最終，康樂發來一條語音。
何廷文點開。
康樂的聲音從聽筒裡傳出來，帶著一種“我知道你在審我但我偏不讓你審”的挑事：“何叔叔，您不在家，我一個人害怕，叫個朋友過來陪我說說話、吃個零食、看個電影，不違法吧？至於聲音大了點——那是電影的音效，動作片，槍戰的那種。您總不能連我看什麼電影都要管吧？”
何廷文聽完語音，沒有回覆。
他切到物業李經理的對話方塊，發了一條訊息：“李經理。噪音的事我知道了，等我回去處理。”
物業秒回：“好的何書記，您太客氣了，我這就去跟鄰居們解釋。”
何廷文又切回康樂的對話方塊。
他看著那一長串訊息——從“不是咱家”到“誰主張誰舉證”到“欺軟怕硬”——每一條都在宣告立場，每一條都在拒絕認錯，每一條都在把矛頭指向外部。
他突然覺得有點好笑。
這丫頭在物業面前、在鄰居面前、甚至在他面前，都像一隻炸了毛的小刺蝟，把所有的錯都歸咎於“他們欺負我”。
但她在說“誰主張誰舉證”的時候，在說“欺軟怕硬”的時候，在說“看我一個小姑娘好欺負”的時候，其實已經知道自己在理虧的邊緣了。
何廷文把手機放到床頭櫃上，關了燈。
黑暗中，他想起了康樂發來的最後一條語音。不是內容讓他覺得好笑，而是那個語氣——那種“我知道我做錯了但我死也不會承認”的語氣。
和十三年前，一模一樣。
那時候康樂五歲，在他家裡玩，把他書房裡的檔案翻了一地。康平說要打她，她躲在何廷文身後，探出半個腦袋，理直氣壯地說：“不是我翻的，是風吹的。”
書房裡哪來的風。
何廷文在黑暗中笑了。
他拿起手機，找到康樂的對話方塊，發了一條訊息。
“樂樂，把門鎖好。晚安。”
這一次，回覆來得很快。
“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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