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風吹落黃葉。
蘇元站在警察總部三樓的窗前，看著維多利亞港上日夜穿梭的貨輪。
晉升高階警司的委任狀就鎖在他身後的保險櫃裡，那張紙輕飄飄的，卻壓彎了無數華人的脊樑才換來。
窗玻璃上映出一張臉，是他，又不完全是他。
有時候他還會恍惚，自己究竟是誰——是那個從二十一世紀穿越而來的靈魂，還是這個在殖民地警隊裡摸爬滾打的雷洛？
別人喊他雷洛喊得多了，他有時候下意識的把自己當成了雷洛。
但他終究是蘇元。
敲門聲響起，方美荷端著兩杯咖啡進來。她穿著月白旗袍，外罩一件灰色開司米開衫，髮髻挽得一絲不苟，鬢邊卻總有兩三縷碎髮俏皮地垂下來，一雙杏眼笑起來彎成月牙。
“想什麼呢？”她把咖啡放在窗臺上，與蘇元一樣將目光看向外面。
蘇元沒有回答，只是出神的看著遠處九龍方向密密麻麻的唐樓。
在密集逼仄的地方住著幾十萬從歷年來從內地逃難來的同胞，住著一代又一代掙扎求生的華人。
這些年他做的一切，治警隊。建屋邨。辦工廠。搞航運，說到底不過是想讓這些人活得像個人樣。
“內地那邊有訊息嗎？”他突然開口問。
方美荷壓低聲音：“上週那批藥品已經送到廣州了，接頭的是衛生廳的人。他們讓我轉告你，說......說謝謝同志。”
最後兩個字讓蘇元心裡一熱，他點點頭：“繼續，量再大一點，那邊缺什麼，只要我們能弄到，就送過去。”
“明白。”方美荷猶豫了一下，“只是......風險越來越大了。政治部的人盯得緊。”
蘇元冷笑一聲：“讓他們盯，一群廢物，我什麼風浪沒見過。再說了——”
他指了指窗外，“你看看這城市，誰說了算？”
窗外，中環的摩天樓正在拔地而起，工地上的塔吊像巨大的手臂伸向天空。
那些樓裡有他的投資，那些街道上有他整頓過的治安，那些碼頭上跑著他的船隊。
十多年的經營，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人呼來喝去的小探長。
方美荷走後，蘇元在窗前站了很久。
夕陽西下，維港的海面被染成一片金紅。他想起1962年那個雨夜，黃青的案子剛剛判完，他一個人靜坐一夜。
那一夜他想明白了：在這座殖民地裡，華人想要站著活，就得有人去打破那道看不見的天花板。
如今，終於敲開了一道縫。
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
蘇元的產業也跟著水漲船高，製衣廠的訂單從美國排到歐洲，塑膠花廠的產品遠銷東南亞。
啟德苑周邊的地價翻了十倍不止。Laura在倫敦和紐約之間飛來飛去，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和上流社會的禮儀，把聯合投資和華泰集團的名字刻進了國際資本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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