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趙臨第一次獨立處理一個簡單案例。一個大學生因為宿舍矛盾，在社交平臺上釋出了過激言論，被系統標記為“潛在人際衝突傾向”。他花了兩個小時仔細查看了這個孩子的全部記錄——成績單、課堂出勤、社團參與、消費習慣——發現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那條動態是在連續失眠三天後發的，而失眠的原因可能是期末壓力。
他做出了將信任值下調幅度減半的裁定，並建議學校心理中心主動接觸該學生。
提交的時候，他的手有點抖。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一念之間，可能會改變這個孩子未來申請獎學金、交換專案的可能性。
“做得不錯。”陳默路過時掃了一眼他的螢幕，“但你漏了一條。”
“什麼？”
“他上週三半夜搜尋了‘安眠藥過量’。”陳默的聲音很輕，“評級應該再放寬一些。不是因為他做對了什麼，而是因為他還在搜尋，說明他還在尋求幫助。”
趙臨愣在那裡，後背上冒出一層冷汗。
工作到第二週的時候，趙臨開始明白為什麼陳默的眼圈永遠是青黑的。裁決師這個職業最折磨人的，根本不是案頭工作的繁重，而是每一次裁決之後，那個被裁決的人會永遠活在你腦子裡。
他會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想起林建國那個模糊的橋下剪影，想起那個胃疼女孩獨自在出租屋裡的凌晨三點。他會忍不住想象他們現在的生活——林建國搬進新家了嗎？女孩換工作了沒有？他們的信任值後來又波動了嗎？
陳默說他剛入行那兩年也這樣，後來就習慣了。“不是麻木，”他強調，“是學會了關閉。”
“怎麼關？”
“告訴自己，你給的只是一個機率。你盡了最大努力去理解這個人，剩下的，是生活自己的事。”
但趙臨覺得陳默並沒有真正關閉。他注意到陳默有時候會在處理完一個特別複雜的案例後，盯著窗外發呆很久。有一次他在陳默的筆記本旁邊看到一張便籤，上面手寫著一串數字——像是某個人的信任值編碼，下面畫了一個問號。
他沒問那是誰的。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第三週。
那天早晨系統分配了一個特殊案例，編號H-8701-562。趙臨記得很清楚，因為螢幕上彈出的那個三維人臉模型讓他心裡咯噔了一下——那是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圓圓的臉，扎著馬尾辮，笑起來眼睛彎彎的。
但他的職業訓練讓他很快冷靜下來，開始閱讀摘要。女孩叫孫小雨，小學五年級，社會信任值在一個月內從89.2跌到了71.5，跌幅接近二十分，觸發了最高級別的“紅色預警”。
原因很複雜。她的學校考勤記錄顯示曠課七次，線上作業提交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社交平臺的互動幾乎降為零。但最觸目驚心的是系統從她智慧手環裡提取的資料——過去兩週，夜間平均睡眠不足五小時，心率變異度持續偏低，甚至有一次在凌晨四點到五點之間出現了長達四十分鐘的“無移動狀態”，系統標記為“可能昏迷或深度抑鬱”。
“孩子。”陳默坐下來的時候，聲音比平時低了幾分，“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孩子的案例。”
趙臨沒說話。他看著陳默開始調取資料——孫小雨父母的婚姻狀態、家庭收入曲線、鄰居投訴記錄、附近公共區域的監控備存。
事實慢慢浮出水面。父母三個月前在鬧離婚，母親搬走了，父親長期出差，小女孩大部分時間獨自在家。曠課是因為沒有人送她上學，作業沒人簽字所以乾脆不做。至於那些心率和睡眠資料——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夜裡一個人縮在空蕩蕩的房子裡，害怕得睡不著，但又不敢開燈。
“她的信任值被系統用成人模型評估了。”陳默的聲音有些發緊，“曠課→減分，缺作業→減分，社交活躍度下降→減分。系統不會問為什麼，它只知道一個未成年人正在系統性脫離正常生活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