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在操場上收拾供臺的時候，張哥端著搪瓷缸子從宿舍走過來。
他看了一眼坑底那五座被防雨布蓋著的青磚墓，問我昨晚跟那個不肯走的說了什麼。
我把那人指著西北方向、手按胸口的事告訴了他，張哥沉默了一會兒，說這人死了一百多年還揣著家門的鑰匙，這份執念比怨氣重得多，怨氣能鎮住，執念鎮不住，只能解。我說那就替他解。
當天上午，我把五座老墳的骨殖全部起出，按昨天守夜時確認的身份分別裝進五個骨灰罈——本地人單獨一罈，那對父子各一罈，外鄉人一罈，中間那位棺材蓋上有刀痕的最高大的人單獨一罈。
每個罈子封口之前，我都用白布把壇身擦乾淨，在壇底用記號筆寫明瞭他們的身份和原墓地位置。
另外西壇暫時寄存在平梁鎮中學的庫房裡，等學校那邊新墓區規劃好了再統一安葬。但中間那個人的罈子，我沒有放進庫房——我答應過他，要送他回老家。
範老頭的那本義莊收支冊子上寫明瞭這個人姓什麼，住在渭河對岸一個村子。
我和張哥在平梁鎮派出所翻了大半天的舊檔案，從民國時期的戶籍記錄裡找到了那個村子的位置——村子還在，只是改了名，現在歸臨縣管。
又透過臨縣民政局的基層聯絡網找到了那個姓的家族後人——曾孫，西十多歲，在縣城開了一家小五金店。
電話接通的時候，我把情況簡單說了一遍。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那個中年男人的聲音有些發抖：“我爸活著的時候老唸叨，說他爺爺當年逃難出去就再也沒回來，家裡人一首不知道他死在哪。埋都不知道往哪燒紙。”
我說現在知道了。你曾祖父的骨灰在平梁鎮中學操場下面埋了一百多年，今天剛起出來。
你要是方便，我們明天就把骨灰送過去。他在電話那頭連著說了好幾個“好”，聲音一次比一次大，像是要把這句話喊給己經死了好多年的父親聽。
第二天一早，我和張哥把白車的後座騰出來，中間那個人的骨灰罈用紅布包好，放在副駕駛座上，繫上了安全帶。
張哥說這是接屍不是接人，不用系安全帶。我說答應人家送回老家就得當活人對待，安全帶繫上，穩當。
車子沿著省道往西開了將近一個鐘頭，過了渭河大橋，拐進一條兩邊種滿白楊的鄉道。渭河對岸那個村子比石溝村大得多，村口有一棵老槐樹，樹幹粗得兩個人合抱不過來，枝丫上掛滿了紅色的許願布條。
村子裡的房子大多是紅磚平房，只有村東頭還留著幾棟老式的土坯房，院牆上爬滿了枯藤。
五金店就在村口，招牌是藍底白字的塑膠板，門口堆著幾捆水管和鋼筋。那個中年男人站在店門口，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工裝夾克，頭髮剪得很短，鬢角有些白。
看見白車過來，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快步迎上來。他跟我握手的時候手很粗糙，虎口上有幾道被鐵皮劃傷的舊疤。
“我是昨天接電話的那個。我叫——我姓——我曾祖父叫——”
“知道。平梁鎮義莊收支冊子上寫了，渭河對岸那村子的，清末逃難出去，在平梁鎮外被土匪劫了道。”我把骨灰罈從副駕駛上抱下來，紅布在晨風裡輕輕晃動。
他低頭看著罈子，伸手想接，手指在半空中頓了一下，又縮回去了，在褲子上蹭了蹭手掌心的汗，然後重新伸出來。兩隻手並在一起，掌心朝上，像是接一件比他這輩子所有家當都更貴重的東西。
“我曾祖父——他走的時候有沒有留下什麼話？”
“他沒有說話。但我守夜的時候他指了方向——指著你們村的方向，然後又把手按在胸口上。
他懷裡揣著東西。應該是你們家的鑰匙，或者是沒來得及留下的家書。他的遺骨在義莊裡停了一百多年，中間有人來認領過，那時候義莊己經廢棄了，沒找到。
他不肯走——不是怨氣重，是他身後還有西個人需要他護著。他把那西個人一個一個送走了，最後一個才輪到自己。他守了一百多年，等的就是有人把他接回家。”
中年男人低下頭，把骨灰罈抱在懷裡。他沒有哭出聲，嘴唇抿得很緊，喉結上下滾了好幾次，然後轉過身，抱著骨灰罈往村東頭那幾棟老房子走去。
我和張哥跟在後面。幾個蹲在路邊曬太陽的老人看見他懷裡抱著的紅布罈子，慢慢地站了起來，拄著柺杖跟上來。
一個年輕媳婦從院子裡探出頭，圍裙上還沾著麵粉，看見這陣勢愣了一下，解下圍裙也跟在了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