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接屍之後的那天上午，我按流程把男孩的遺體推進了冷藏間。
他的接運單上年齡欄填了“約二十歲”，姓名欄空著，只有死亡原因寫了“車禍致死”。
張哥把從他口袋裡找到的遺物逐一登記在冊，裝進一個透明證物袋裡——一串鑰匙，一個打火機，一張被雨水泡爛的煙盒紙，還有那部螢幕碎了但還亮著的手機。
手機被我們用吸水紙包好放進了證物袋，螢幕上那條沒發出去的簡訊還在閃著藍光，電量只剩最後一格。張哥說這手機撐不了多久，得儘快聯絡家屬。
趙民警那邊透過車牌號查到了車主資訊，又透過手機通訊錄裡標註為“媽”的號碼確認了身份。
男孩姓孫，十九歲，家不在安河，在鄰市一個鎮上。他是騎摩托車來安河打工的，當天下午剛從老家出發，打算在安河這邊一個工地上找活幹。
上省道之前他給母親打了個電話，說雨太大了，到鎮上再給她發訊息。他母親在電話裡讓他別趕夜路，找個地方住一晚明天再走。他說好，然後就掛了。這是她最後一次聽到兒子的聲音。
趙民警在電話裡說，聯絡上男孩母親的時候己經是深夜了。
接電話的是男孩的舅舅，說男孩的母親接到派出所電話之後整個人就垮了，一晚上沒說話，坐在客廳沙發上抱著兒子小時候的照片，天亮的時候眼睛都哭腫了。
她會坐今天最早一班大巴過來，大概中午到安河。
中午，一輛灰撲撲的長途大巴停在殯儀館門口。
車上下來一箇中年女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深藍色羽絨服，手裡拎著一個老式的旅行袋，拉鍊壞了一半，用別針彆著。
她的頭髮花白，其實看面容並不算老，大概也就西十多歲，但頭髮白了大半，像是被什麼東西一夜之間抽走了顏色。
男孩的舅舅扶著她從車門上下來，她推開他的手，自己站首了，抬頭看了一眼殯儀館大門上那塊白底黑字的牌子，嘴唇抿成一條線。
我站在值班室門口等她。她走過來的時候步子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漿裡趟。她看見我身上的工作服，停下來問是不是昨天夜裡把他接回來的人。
她叫了我的名字——趙民警告訴她的。她說謝謝你把他帶回來。我點了點頭，領她往業務科走。
張哥己經把遺物整理好了，放在王姨桌上一個白色托盤裡。幾樣東西按大小排列得整整齊齊，好像那不是遺物，而是她兒子生前最後一次出差帶回來的行李。
她走進業務科的時候，第一眼看見的是那雙運動鞋。只從溝裡撈回來右腳，左腳的沒找到——可能被水沖走了，也可能還卡在排水溝某個角落裡。運動鞋還很新，鞋底花紋幾乎沒有磨損，鞋帶系得整整齊齊。
她盯著那隻鞋看了很久，忽然轉頭對我說，這鞋是她給他買的，走之前那天下午一起去鎮上趕集。他說想要雙新鞋，幹活穿舊的就行，新的留著過年。
她沒聽他的，買了雙好的，說幹活也要穿好的，腳舒服了人才站得穩。他走的時候穿的就是這雙鞋。
她把鞋拿起來翻到鞋底看了一眼，然後把鞋放回托盤裡，動作很輕，像是怕吵醒誰。
她全程沒有哭，只是嘴唇抿得很緊，每說一句話之前都要深吸一口氣，像是在把什麼情緒咽回去。
然後她看到了托盤角落裡那個透明證物袋——裡面是那部螢幕碎了但還在發著微光的手機。她把證物袋從托盤裡拿起來，手指隔著塑膠膜在螢幕上輕輕劃了一下。
螢幕亮了，那條沒發出去的簡訊還停留在對話方塊裡，游標還在後面一閃一閃地跳著。
她看著那幾個字，嘴唇忽然開始發抖，整個人像被什麼東西從裡面擊中了，肩膀劇烈地抖動起來，喉嚨裡發出一聲極低極悶的嗚咽。
她把證物袋抱在懷裡，蹲下去，背靠著王姨的辦公桌，把臉埋在膝蓋裡。那聲音不是哭——是一個人在心裡憋了太久之後，從骨頭縫裡擠出來的那種悶悶的、低沉的、壓抑到極點的哀嚎。
王姨從旁邊拉了一把椅子過去，彎下腰摟住她的肩膀。張哥站在門口，把手裡的煙掐滅在門框上，轉過身去看著院子裡那兩棵光禿禿的銀杏樹。
我站在業務科中間，手裡拿著那支平時填接運單的筆，怎麼也寫不下去一個字。她抱著兒子的手機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