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等了。不能等七天。這兩天就把人燒了。再擱下去要出大問題。”他站起來往外走，嘴裡唸叨著“我跟陳館長說”。
當天下午，老館長從辦公室下來，走進冷藏間親自看了一遍。他沒有說話，只是站在6號櫃前面用手掌貼著櫃門感受了一會兒。然後他轉身對張哥說：“別急著燒。”
“陳館長，這霜——”
“我知道。”老館長把手從櫃門上收回來，背在身後，“無名屍按規矩要停夠七天，沒到日子就燒，怨氣散不掉。他死在河裡，水屬陰，本來怨氣就重。你再一把火把他燒了，等於在怨氣上再加一把火。燒完的骨灰往哪裡放？家屬來認的時候你拿什麼給人家？”
“可他不老實——”
“他沒不老實。”老館長的聲音不高，但很清楚，“他只是想回家。”
冷藏間裡安靜了幾秒.6號櫃的溫度表綠燈亮著，零下十八度。張哥站在老館長身側，張了張嘴又合上，把搪瓷缸子裡的茶根一口喝乾。
老館長轉過身來看著我。
“你查東西仔細。你去找。把他的身份找出來。”
我花了將近三天，把派出所的失蹤人口記錄。全縣外來務工登記。河岸沿線工地的花名冊全部翻了一遍。最後是在一個泥瓦匠包工頭那裡找到了線索——包工頭說有個姓周的工人好幾天沒來上工，住在河壩下游的工棚裡，說是跟人喝完酒之後說要走回去，從那以後就再沒見著。我讓他描述那個工人的外貌——平頭，四十多歲，格子襯衫。
包工頭從我手機上看了一眼照片，吞了口唾沫：“是他。”
接下來就好辦了。從包工頭那拿到了身份證號和老家地址，又透過派出所系統找到了家屬。電話接通的時候，那頭是個年輕女人的聲音。我說我是安河殯儀館的，問她是不是周某的家屬。她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我是他女兒”。我把情況儘量委婉地告訴她，電話那頭沒有哭聲。安靜了很久很久，然後她說：“我媽明天到。”
第二天傍晚，一輛破舊的長途大巴停在殯儀館門口。車上下來一個老人，頭髮全白，背微微駝著，手裡拎著一個布口袋。她走進來的時候，步子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穩。我在值班室門口接她，她看見我，點了點頭，沒有哭。
“人還在嗎？”
“在。我帶您去看。”
我推開冷藏間的門，把6號櫃拉出來。櫃門開啟的時候，那股水腥味混著淡淡的甜腐味飄了出來。老人站在擔架車旁邊，低頭看著那張泡腫的臉。她看了很久。然後她伸手摸了摸遺體的額頭——那隻手很粗糙，指節粗大，手指頭上全是裂口。
“是他。”她說。
站在我旁邊的張哥正要開口說什麼，老人忽然彎下腰，把臉湊近了兒子的臉。她的嘴唇哆嗦著，喉嚨裡發出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
“兒啊，媽來了。”
遺體的眼角滲出一滴液體。不是水，不是化了的霜，是紅色的。那滴血淚從眼角滑下來，順著太陽穴流到擔架車的不鏽鋼檯面上，在冷白色燈光下亮得刺眼。
老人沒有伸手去擦。她只是跪在擔架車旁邊，把兒子的手從冰櫃的冷氣里拉出來，用自己的兩隻手握著。她沒有哭出聲。眼淚從她眼眶裡無聲地往下淌，滴在兒子的手指上。
張哥把手裡的搪瓷缸子輕輕放在門外的桌子上。老周從隔壁整容間走出來，站在門口看了一眼，又退回去了。我站在冷藏間的角落裡，手心裡攥著那根桃木簪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攥得生疼。那是我在殯儀館第一次看見死人流淚。
老人被王姨扶去休息室之後，我一個人在值班室坐了很久。
“他身上沒有傷。”張哥坐在我對面，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不是被人推進河裡的。包工頭說他那天晚上喝多了，非要走回去，誰勸都不聽。河邊那條路黑，沒有護欄，踩滑了就掉下去了。他不是被害的。他就是喝醉了。”
“那他為什麼不甘心？”
張哥沉默了一會兒。
“因為沒人告訴他媽。他掉進河裡的時候，他媽還在老家等他過年。泡在水裡那三天，沒人撈，沒人找。送進冰櫃裡，凍了好幾天，才終於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把搪瓷缸子端起來喝了一口茶，發現已經涼透了，又放下，“他不是怨死不瞑目。是等人叫他。”
第二天遺體火化。孫叔把爐火燒得比平時高了一百度，站在爐門口鞠了三個躬。老人親手把骨灰裝進骨灰盒，用那塊格子襯衫的布包好。走的時候她站在殯儀館門口，轉過身來對著我們鞠了一躬。
”。他到找我幫們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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