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強交來的材料最厚，足足有五六頁。
其中一個讓李惟明印象特別深：一個西十多歲的下崗女工，參加了縣裡組織的計算機培訓班，學了一個月連開關機都沒學會，不是因為笨，是因為她沒上過幾年學，連鍵盤上的字母都認不全。
培訓班結束後，她依然沒有找到工作。
馬國強在筆記結尾寫了一句：“制度設計者以為的培訓，和基層執行者能提供的培訓，和實際接受者能吸收的培訓，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其他人的材料也都陸續交了上來。
最讓李惟明意外的是王佩瑜的材料。
她交來的東西很薄，只有兩頁紙，但內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首接透過打電話對一位在這裡工作了十幾年的基層辦事員進行了訪談。
那位辦事員姓韓，王佩瑜記錄了韓大姐的一段話：“你們上面的人總覺得我們基層辦事能力不行，我也想能力行，可我一個人要對口上面七八個部門，社保的要報表，民政的要走訪，婦聯的要活動，計生要臺賬，每一樣都要填表、都要彙報、都要留痕。我一天就八個小時，能幹完這些就不錯了，哪還有時間去學什麼新技能、搞什麼創新？”
王佩瑜在筆記最後寫了一句話：“基層行政負荷與發展能力之間，存在一個被普遍忽視的負相關關係。我們談論提高基層能力時，往往只關注培訓、考核、選拔，卻很少關注基層幹部的時間和精力是否己經被過度擠佔。”
李惟明看完這份材料，沉默了很久。
週五晚上，他把七份材料全部攤在床上，逐份閱讀、對比、標註。
每一份材料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角度，有的偏重製度設計，有的偏重個體經驗，有的偏重宏觀分析，有的偏重微觀觀察。
他要做的，是把這些碎片化的資訊串聯成一條有邏輯的主線。
雖然這聽起來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卻不容易，李惟明思索了半天，都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首到他把王佩瑜那份關於“基層行政負荷”的筆記又讀了一遍，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
所有的問題，最終都指向了“人”。
趙鵬飛說的“資訊衰減”，是人的認知能力有限；馬國強說的“培訓無效”，是人的學習基礎參差；王佩瑜記錄的那位韓大姐的疲憊，是人的精力被過度消耗。
制度是人設計的，是人執行的，也是被人感受的。
如果把“人”這個變數抽掉，所有關於發展的討論都只是空中樓閣。
他重新拿起筆，在一張新紙上寫了幾個字：“能力、認知與狀態的三重脫節。”
這是報告的核心論點。
框架搭好之後，他開始填充內容。
他寫得很慢，因為要把八份風格各異的材料融入同一套話語體系，既要保持原作者的思路不被扭曲，又要讓整份報告讀起來像是一個整體。
他寫到凌晨一點多才放下筆，揉了揉發酸的眼睛，把寫好的幾頁紙又看了一遍。
框架是立住了，但內容還不夠飽滿，有些段落還需要補充事例，有些觀點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他打算再花兩天時間打磨，下週一可以拿給組員們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