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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剛走出公寓大門，就又看見了她。
宋清雪站在街對面的路燈底下，還是那件呢子外套，手裡多了一個紙袋。
看見我出來，她整個人挺直了一點，但沒有走過來，只是站在那兒，像第一天上學的小孩，不確定該不該進教室。
我收回目光，轉身拐進了公寓後門的小路。
之後每一天，她都來。
有時候在公寓門口，有時候在公司樓下。
手裡的東西換著花樣，一條圍巾，一件大衣，一盒她不知道從哪裡買到的中式點心。
她站在風裡，鼻尖凍得通紅，把東西往我面前遞。
我不接，她就放在門口的臺階上。那些東西整整齊齊地碼在那兒，像一個沉默的展覽。
我從沒有拿過。
圍巾疊在臺階上落了霜，第二天溼透了，顏色深了一塊。
第七天，我把樓下的柳嫣然叫過來。
“以後她送的東西直接處理掉，”我把鑰匙遞給她，“不用告訴我。”
柳嫣然是我在德國的下屬，幫我跟了三個月的專案，做事利落，話不多。
她看了一眼窗外那個站在風裡的人，沒多問，接過鑰匙點了點頭。
“全部扔嗎？”
“全部。”
宋清雪站在馬路對面看見了，往前邁了一步，又停住了。
她看著那些東西被塞進垃圾袋，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麼，但最終沒有開口。
第十天傍晚，我接到移民局的電話。
宋清雪的簽證過期了。
她被扣在機場的遣返審查室，身上的錢全買了那些圍巾和大衣，連罰款都交不起。
更不用說回國的機票。
我掛掉電話，在窗邊站了很久。
柏林的夜色沉得很快，施普雷河上的燈光一盞一盞亮起來。
我穿上大衣，出門打了輛車。
她縮在審查室角落的塑膠椅上，外套皺巴巴的，頭髮黏在額角，眼睛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