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號夜裡十一點，李衛國從河江出發，坐一輛解放牌卡車往礦場方向走。車上除了他還有七個突擊隊員，都是從各派出所抽調的年輕民警，槍法好、膽子大、不怕死。李衛國認識其中兩個，打過交道，有一個叫小馬的，才二十一歲，去年剛分到禁毒股，白白淨淨的，像個小書生。他抱著槍蹲在車斗角落裡，臉色發白，不知道是暈車還是緊張。李衛國看了他一眼沒說話。其實他自己也緊張，倒不是他怕死，他是怕出了岔子。二百公斤海洛因，五百萬現金，這是河江縣有史以來最大的毒品案，不能出岔子。
卡車在離礦場五里地的地方停了，司機熄了燈，把車停在路邊的橡膠林裡，李衛國跳下車，隊員們跟著跳下來，他蹲在地上，把隊員們叫到跟前，用手電遮著布照了一下地圖，地圖上標記了礦場的每一個出入口，每一條小路，每一個制高點，他用手點了幾下“東邊山坡，你們三個。西邊山坡，你們三個。我帶著兩個人從北邊進去。礦場只有一個入口，在南邊。趙局長帶人堵南邊。進去以後，不要喊話，不要打手電，聽到訊號再動。訊號是鳥叫聲，三短一長，從南邊傳過來。記住，阿邦的人在上面，你們衝的時候要先把上面的人打掉，上面的人不幹掉，你們衝進去就是送死，狙擊手會先動手，狙擊手一開槍，你們就衝，不要等，不要看，不要管別人。”
隊員們點頭。小馬也在點頭，點的幅度很大，生怕李衛國沒看見似的。
“槍都檢查了沒得？”
“檢查了。”幾個人同時說。小馬的聲音最小，李衛國沒聽清。
“大點聲。”
“檢查了！”小馬的聲音大了，嗓子有點破，像公雞打鳴打到一半被人掐住了脖子。
李衛國沒再問了。他站起來把手電關了。西周一下子全黑了，伸手不見五指。橡膠林的葉子在夜風裡沙沙響，遠處有貓頭鷹一聲一聲地叫著。李衛國把槍背在肩上，左手扶著槍托，他走在最前面，隊員們跟在後頭。從橡膠林到礦場，五里地，走了快一個鐘頭。路不好走，全是碎石和雜草。李衛國走得不快。
凌晨一點，到了礦場東邊的山坡。
李衛國蹲下來，隊員們也跟著蹲下來。他把狙擊手留在西邊的山坡上，自己帶著突擊隊在東邊。東邊的坡最緩，衝下去最快，但阿邦的人很可能在東邊也佈置了人手。他不敢大意，帶著隊員們在灌木叢裡慢慢摸，摸到一處能看清礦場全貌的地方，停下來。
“就這點。”他用氣聲說。隊員們散開，各自找了隱蔽的位置。李衛國趴在一叢蕨草後面，把槍架在地上。槍管從蕨草的縫隙裡伸出去，露出不到十公分。他用樹枝和草葉把槍管遮了一下，往後退了半寸，從遠處看，什麼都看不見。
礦場在下面，黑黢黢的洞口塌了一半，空地上礦車和機器的影子在月光下像趴著的野獸。風從山溝裡灌上來，帶著鐵鏽和腐木的氣味。李衛國把手伸到懷裡摸了一下槍，槍管冰涼。他縮回手，把衣領豎起來，縮著脖子。五月邊境的夜風涼，他出門的時候只穿了一件作訓服，現在凍得胳膊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凌晨三點，趙立軍到了。
他在礦場南邊兩裡地的一個山包後面設了指揮所。指揮所是一輛改裝過的軍用卡車，車斗裡架著電臺，車頂上鋪了樹枝和偽裝網。趙立軍坐在車斗裡，面前攤著地圖，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些線條和標註全記在腦子裡。打仗時不能翻地圖，翻地圖就晚了。
張蘭坐在電臺旁邊，戴著耳機，手放在旋鈕上。她的任務是監聽張老大那邊的通訊——如果有的話。張老大不用電臺，他只用電話，從勐糯寨子打到外面，再從外面轉到買家那邊。電話線是架在山裡的，從勐糯到礦場，沿途經過好幾個寨子。趙立軍派人沿路查了兩天，找到了電話線的走向。他們沒有剪線，剪了張老大就知道有人動了。而是線上路上搭了一個分線盒，再從分線盒引出一根線，接到指揮所的監聽裝置上。裝置是省廳技術處送來的，一個綠色的鐵箱子，上面有好幾個旋鈕，還有一根耳機線。技術處的人除錯了半天，拍了拍機器說“能用”。張蘭不懂技術，她會聽。她戴著耳機，閉著眼睛，在電流的滋滋聲裡分辨人聲。那個聲音很小，斷斷續續的。她聽了一個多小時，只聽到了幾句話——“貨準備好了”、“上午十點”、“老地方”。
她把這幾句話記在本子上，拿給趙立軍看。
趙立軍看了，沒說話。他把本子還給張蘭，繼續看地圖。
天亮了。六點半，太陽還沒出來，東邊的山脊上有一抹橙紅色，把雲彩的邊沿燒成金色。礦場下面的空地還罩在陰影裡，看不清細節，只能看清輪廓。空地上沒有車，沒有人。李衛國從灌木叢的縫隙裡盯著下面，眼睛不眨，眨一下就怕錯過什麼。眼皮澀了，他眨了一下，馬上又睜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