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茶館回到特別招待室的路上，吳底沒有立刻去梳理何副隊長留下的那些話。他在冷風中慢慢地走著，讓那句話在腦子裡自然沉澱。“接手機要科舊檔的人姓周”——這是一個時間點上的事實陳述，不涉及動機，不包含結論。但它放在整條線索的末端，像是一個擱在桌上的拼圖塊。
回到房間後，他重新取出那份名單，對著燈光將賙濟昌的名字和前後的條目反覆看了幾遍。名單上週濟昌的名字出現在1941年，備註欄寫的是“聯絡次數：西次”。這個頻次在名單上不算高，但他的身份——綏署機要科職員——使他在那個時期成為一個能夠接觸到內部流轉資訊的人。
如果1943年秋天接手機要科舊檔的人確實是賙濟昌，那他就應該看到過被截賬目的備案記錄。他當時可以選擇上報，也可以選擇按下不表。而他選擇了後者。這不是說賙濟昌有問題，而是說他在那個時間點上做了一個決定——一個在當時看起來可能是“先觀望”的決定，最終被後續的事件走向帶到了今天的局面裡。
第二天，吳底再次去了西配樓。這一次他沒有從後窗翻入，而是走正門，以“例行公事”的名義進了機要處所在的樓層，在走廊裡走了一圈，然後敲開了機要科資料室的門。
資料室裡坐著一個年輕的文職人員，看到吳底進來，連忙站起身：“吳主任，有什麼需要？”
“我想調閱一份舊檔案，1943年秋天機要科人員交接的記錄。”
那文職人員想了一下，走到牆邊的鐵皮櫃前，翻了片刻，找出一個薄薄的資料夾，翻到相應頁面遞給他。吳底接過來看，上面是手寫的交接清單，列出了交接日期、交接人姓名和交接物品的編號。在“接收人”一欄裡寫著“賙濟昌”三個字，字跡端正，筆鋒清晰，像是一筆一畫認真寫下的。交接日期是1943年十月十二日。
他把這一頁合上，還給了文職人員，道了謝後轉身離開。走出西配樓時，陽光正好照在樓前的石階上，把臺階的稜角照得分明。他在臺階上站了一會兒，心裡那條拼圖的線終於連上了一個完整的環：尤老闆寄出的賬目在1943年秋天被截，截獲者是當時機要科的舊負責人——或者透過機要科獲取了那份賬目的人。同年的十月十二日，賙濟昌接手了機要科的工作，看到了那批舊檔，也知道賬目己經被調走了。他沒有聲張，也許是因為當時他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外部聯絡渠道，也許是因為他需要先確認截走賬目的人背後還有沒有別人。而那個截走賬目的人，用的是“魚腸”這個代號。
當天下午，吳底去了醫院。賙濟昌己經在準備出院了，正坐在病床邊穿鞋。看到他進來，賙濟昌繫鞋帶的手頓了一下，抬頭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會來。”賙濟昌的聲音很平靜，“何副隊長把第三份賬目的事跟你說了，你查到1943年交接那一層了。”
吳底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你當時接手機要科的時候，就知道那批賬目被截走了？”
“知道。”賙濟昌穿好了鞋，站起來走了兩步，像是確認自己站穩了，“那批賬目是被當時機要科的科長調走的，他用的理由是要“歸檔核查”，但歸檔之後就再沒有回來。當時我上任第二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我沒有上報，因為那批賬目涉及的外圍聯絡線和特警處內部的幾個人名，當時都還沒有查清。如果上報，這些線索會被全部封存清理，連帶著那些可能還在活著的關係人都會被牽連。”
“後來呢？那個科長後來怎麼樣了？”
“他在1944年春天調去了南京，之後就斷了聯絡。”賙濟昌說，“但我查到他走之前，曾經跟一個姓劉的年輕人見過幾次面。那個姓劉的年輕人，就是後來在臨汾活動的劉文彬。”
吳底坐在椅子上，將這一整條脈絡從頭到尾過了一遍。所有的線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劉文彬不是“魚腸”的源頭，他只是這條線上最後一個使用這個代號的人。源頭是1943年在機要科呼叫那批舊檔的科長，那個人才是最初的“魚腸”。
他站起身向賙濟昌告辭時，走到門口回頭問了一句：“那個科長的名字，你還記得嗎？”
賙濟昌正彎腰整理床頭櫃上的東西，聽到這個問題停頓了一下，首起身來，說了一個名字：“姓沈。沈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