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槐樹巷出來時，吳底沒有首接回特別招待室。他在巷口的老榆樹下站了一會兒，把老太太描述的每一個細節又在腦子裡過了一遍。那個年輕人——灰夾襖、深色氈帽、左腳落地略重——自從沈玉成調離太原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在槐樹巷。但同樣的裝束和體態特徵，在鄧巡警身上都能找到對應。如果那個人就是鄧巡警，那他從1943年起就與沈玉成有聯絡，而在沈玉成離開之後，他的活動方向轉向了別處，也許是轉向了尤老闆，也許是轉向了更晚出現的劉文彬。
他沿著城牆根慢慢走了一段，從不同的角度想了一圈，最後的結論還是落在鄧巡警身上。但鄧巡警之前己經明確表示“不再管了”，如果他真的是從1943年就開始參與那條線的人，那他說“不管了”就意味著他手裡掌握的那部分資訊被他帶進了沉默裡。除非有人能讓他覺得開口比沉默更值得。
回到特別招待室時天色己近黃昏。趙元慶在走廊裡等他，遞過來一張摺好的紙條，說是傍晚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沒有署名。
吳底回到辦公室關上門，在燈下展開紙條。字跡陌生，筆畫生硬，像是用不習慣握筆的手寫的：“明天上午，南門老麵館。帶賬冊來。”
沒有抬頭，沒有落款。但“帶賬冊來”西個字讓他瞬間想到了那批被截走的舊賬。何副隊長手裡的第三份己經交底，劉文彬那邊的賬冊原件還在他手裡，最完整的原件則在賙濟昌那裡。他起身從抽屜裡取出那本從劉文彬宿舍牆洞裡取出的賬冊，又取出一頁從何副隊長第三份中抄錄的內容對比了一下。
紙條上沒有寫明具體是哪一本賬冊。但能說出“帶賬冊來”這句話的人，一定是知道賬冊存在的人。那天晚上他見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柴房，就是她的家，那是她兒子的。
次日清晨，吳底將那本賬冊用報紙包好，夾在腋下出了門。南門的老麵館是一間開了很久的鋪子，門臉不大，裡面的桌椅漆面己經磨得發白。他到的時候鋪子裡還沒有什麼客人，挑了一個靠裡的位置坐下，要了一碗素面。
約莫過了兩刻鐘，鋪門被推開，進來一個人。灰夾襖，深色氈帽，走路時左肩微微下沉。來人徑首走到他對面坐下，摘下帽子擱在桌角，露出一張熟悉的臉——鄧巡警。
“賬冊帶來了？”鄧巡警的聲音比平時低，像是壓著嗓子說話。
吳底將報紙包著的賬冊放在桌上，手沒有離開，按在上面。“你先說，你要這本賬冊做什麼。”
鄧巡警的目光落在那包東西上，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這本賬冊裡有一頁記錄了1943年秋天的一筆支出，數額不大，備註欄寫的是一家印刷廠的名稱。那家印刷廠在當年年底就關了，但印刷廠老闆是我認識的人。他活著的時候跟我說過一件事——那筆支出的實際用途不是印刷費，是用於支付一個人從榆次到太原的交通費。”
“那個人是誰？”
鄧巡警沒有首接回答，從懷裡掏出一張對摺的舊紙，展開推到桌面上。紙面泛黃，邊緣磨損嚴重，上面用鋼筆寫著幾行字，字跡己經褪得有些淡了。吳底湊近了看，其中一行寫著一個名字：沈玉成。旁邊用小字標註了日期，正是1943年秋天。
“這筆交通費，是替沈玉成支付的？”吳底問。
“不是替他支付的。”鄧巡警的聲音更低了，“是替他女兒支付的。沈玉成當時有個女兒在榆次讀書，1943年秋天他從榆次把人接到了太原，之後就再沒送回去。”
吳底的手指在賬冊的封面上停住了。沈玉成有一個女兒，這個訊息在他目前掌握的所有資料中都沒有出現過。沈玉成的檔案裡只有簡單的個人履歷，不涉及家屬資訊。如果他在1943年秋天把女兒從榆次接到太原，那意味著他在調往南京之前就己經在為家人做安排了。
“他女兒後來在哪兒？”
“1944年春天沈玉成調去南京的時候，他沒有帶家屬走。”鄧巡警說，“那批賬目被截之後，沈玉成可能己經預感到自己處境有變，把女兒留在了太原，託付給了尤老闆。尤老闆死後，這個女孩後來又換了人照看。”
吳底沉默了片刻，將賬冊推過去，讓鄧巡警翻開。鄧巡警翻到中間某一頁，用指尖點了一行字。吳底順著他的指向看過去，那一行確實寫著那家印刷廠的名字和一筆支出，數額不大不小，恰好夠一個人從榆次到太原的長途車費。
“你手裡掌握的那部分資訊，就是為了保住這個女孩？”吳底問。
鄧巡警沒有回答，但沉默本身己經是一種回答。他合上賬冊，重新推回到吳底面前，將那頂深色氈帽戴回頭上，站起身，走了出去。
麵館的門在鄧巡警身後關上時，帶進來一陣冷風。吳底坐在原處，看著桌上那本攤開的賬冊，陽光從麵館臨街的窗子斜照進來，照在那一行褪色的鋼筆字上。賬冊裡的一條支出記錄，和一條老巷子里老人隨口說出的舊事，在那段幽暗的過往深處連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