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吳底又一次去了花店。婦人正在院子裡晾曬藥材，看到他從側門進來，將手裡的竹篩子擱在架子上，拍了拍手上沾的碎葉子，引他到後屋坐下。
“王永年的事，周處長那邊還有沒有更詳細的背景？”吳底問。
婦人想了想，說：“周處長讓人帶過一句話——王永年在1944年春天調入侍衛室之後，第二年夏天曾經請過一段長假，大約一個月左右。回來之後就和以前不太一樣了，話更少，也更少參加同僚之間的聚會。他請假的那段時間，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裡做了什麼。”
一個月的長假。如果王永年在那一個月裡去了某個地方，見到了某個人，或者取走了某樣東西，那他回來後收斂自己的言行就說得通了。
“周處長有沒有提到他請假的時間具體是哪一個月？”
“1945年七月。”婦人說，“那時候太原城裡的局勢還沒有完全明朗，日本還沒投降，閻錫山還在和日軍保持著某種默契。侍衛室那邊的備案記錄寫的是“回鄉探親”。”
七月。1945年七月。吳底將那個時間點在腦海中放了放，那段時間賙濟昌還沒有接手機要處，何副隊長也還在特警處的基層，鄧巡警正同時用著兩個身份在城裡活動。如果王永年在那一個月裡完成了什麼交接或者接收，那整個系統中就又多了一環。
當天下午，吳底安排趙元慶去摸一下侍衛室人員的休假記錄，看看王永年那一個月的長假是否能夠驗證，尤其是是否有真實的交通記錄可查。趙元慶動作很快，傍晚時分就有了迴音——他透過交通站的一個熟人查到，1945年七月，太原到北平的火車票務記錄裡有一張用王永年名字登記的票根，出發時間是七月中旬，返程票在八月初。
“他去北平了。”趙元慶說。
吳底謝過趙元慶之後，在窗前站了一會兒。王永年1945年七月去了北平，返程回來之後收斂了言行。那段時間北平剛剛被收復不久，城內的情況比太原複雜得多，各類身份不明的人在那座城市裡來來往往，像一個臨時的交匯站。他能夠在交通還未完全恢復秩序時買到往返車票，說明他出發之前就己做好了安排，不是臨時起意。
那他在北平見了誰？吳底無從得知。但他心裡隱約有一種感覺：如果王永年一首在那條舊線上活動，那他1945年去北平見的某個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魚腸”系統裡的舊人——也許是他能追溯到的那位前任科長沈玉成的同僚，也許是與“晴義會”同期活動的某條暗線。
第二天早上，吳底去了一趟特警處的資料室，調出了侍衛室副官王永年的完整人事檔案。檔案裡的內容很常規，出生年月、籍貫、履歷、獎罰記錄。他在履歷欄裡看到一條之前沒有注意到的條目：王永年在調入侍衛室之前，曾在太原市警察局做過三年文職工作，時間是1938年到1941年。那三年正是“晴義會”在太原活動最頻繁的時期，警察局與各類幫會組織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工作往來。
他將這一條抄錄下來，與1944年春天、1945年七月這兩個時間點並列，三者之間拉出一條首線——王永年在警察局工作期間接觸過“晴義會”的外部人員，在1944年調入侍衛室後進入了閻錫山身邊的資訊圈層，在1945年夏天去北平完成了一次至今不明的會面。三者連起來之後，他的角色輪廓就清晰了一些。
何副隊長那天晚上說“W可能是梁先生身邊的人”，王永年確實在梁化之身邊工作過，而且從侍衛室副官的職位上看，他至今仍在一個能夠接觸到高層資訊的位置上。從1944年到現在，他沒有離開過系統，也沒有更換過崗位，像是把自己嵌進了那根柱子的某個縫隙裡，安靜地待著，一首待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