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吳底以“送交檔案”的名義去了一趟閻公侍衛室所在的北配樓。侍衛室在二樓走廊盡頭，門口有一張值日桌，坐著一個年輕士兵，看到吳底過來站起身問了幾句。吳底報了自己在特警處的職務和來意，士兵進去通傳，過了一會兒出來說：“王副官現在空著，您請進。”
王永年的辦公室不大，一張桌子、一排檔案櫃、一張舊沙發。屋裡暖氣燒得很足，有一股紙張和墨水混在一起的氣息。王永年本人看起來比吳底想象的要年輕一些，約莫西十出頭，臉型窄長，戴一副細框眼鏡，坐在桌後面拆一封信。看到吳底進來，他把信放下，示意他在沙發上坐。
“吳主任，特警處那邊的。”王永年的聲音偏輕，說話時習慣微微側著頭看人，“有什麼檔案需要送到侍衛室來的？”
吳底從懷裡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裡面裝著一份編造好的例行檔案，遞了過去。“這個需要請侍衛室這邊簽收轉呈，另外還有一件舊事想跟您打聽。”
王永年接過信封，沒有急著拆開，而是放在桌角上，看了吳底一眼：“舊事？”
“1944年春天，您還在特警處文書科的時候，曾經與機要科有過工作往來。有一位姓林的同事，和您同時在文書科任職，您還記得他嗎？”
王永年的目光在鏡片後面閃了一下，像是被這個問題觸到了某處敏感的角落。他沉默了兩三秒，然後說：“林文書，我記得他。共事時間不長，他比我早離職一段時間。”
“他離職之後，您還有沒有收到過他的訊息？”
王永年摘下眼鏡用一塊軟布擦了擦鏡片，又重新戴上。“沒有。那段時間特警處人員調動很頻繁，走的人走了就不再聯絡了。吳主任問這個做什麼？”
“整理舊檔案時發現了一批那個時期的離職人員記錄，其中有些備註欄的內容不太清楚，需要核實。”吳底沒有把話說滿，“您當時經手過的那批流轉檔案裡，有沒有見過一批標記“核對費”的支出記錄？”
王永年重新戴上眼鏡之後的視線落在吳底臉上，停了一拍，然後他以一種異常平穩的語氣說：“流轉檔案我不負責經手，我只整理本部門歸檔的文書。你問的那些，我不太清楚。”
吳底從他的語氣裡讀出了一個清晰的界限：王永年知道那個問題指向的方向，但選擇了不接。他沒有否認，沒有打斷，沒有表現出反感——只是用一種中性的、不提供任何資訊的方式把話題擱到了一邊。
吳底站起身，沒有繼續追問，只是說：“那就不打擾王副官了。如果檔案整理過程中還有別的問題，再來向您請教。”王永年也站起身來，點了點頭，伸手示意送客。吳底走到門口時聽到身後傳來一聲輕輕的響動——像是筆擱回桌面時與木質桌面接觸的聲音。他沒有回頭，推門走了出去。
從北配樓出來之後，吳底沿著迴廊走了一段，在拐角處停了一步，用餘光掃了一下身後。沒有人跟出來。王永年的態度將他拉回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立足點：他不是不知道那批舊賬的存在，而是選擇在當前這個時間點上不與任何人談論它。一個在閻錫山身邊做了多年副官的人，知道如何用不回答來回答。
當天夜裡，吳底再次翻開了石階下那本賬簿，找到1944年春天那一頁。“W”出現了三次，那三筆核對費的金額依次遞減，像是隨著沈玉成調離時間的臨近而逐漸減少的通訊往來。最後一筆的日期是1944年西月中旬，備註欄寫的是“最後一筆，己結清”，此後整個賬簿就再也沒有新的記錄。
吳底合上賬簿，將它放回抽屜的暗格裡。窗戶上結了一層薄薄的水汽，他用手指在玻璃上劃了一下，露出外面黑沉沉的夜色和遠處幾點稀疏的燈火。那個叫王永年的人，在1944年春天結算了最後一筆核對費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在任何賬目記錄裡。但他在那個系統裡一首待到了今天——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份沉默的證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