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聲敲了一夜，到天亮時才漸漸收住。吳底在辦公室裡幾乎沒有閤眼，天亮前他將兩本賬簿上的內容逐條比照了一遍，把所有出現過的代號和備註列在一張紙上。那些代號分佈在不同的頁面上，彼此之間隔著不同的時間跨度，但有幾個反覆出現——“Y”、“T”、“L”、“W”。
前三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對應：尤老闆、林文書（鄧巡警）、沈玉成。只有“W”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這個代號在沈玉成最後的記錄中出現了三次，每次都伴隨一筆數額不等的“核對費”支出，且時間集中在1944年春天——沈玉成調離太原前的最後兩個月。而這三筆“核對費”的備註欄裡都寫著同一句話：“轉交W，用途另告。”
何副隊長昨天的判斷是“W可能是梁先生身邊的人”。這個判斷本身沒有問題——梁化之身邊能夠接觸到機要資訊的文職人員和副官不少，其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那個代號對應的物件。但問題在於，如果“W”真的是梁化之身邊的人，那他從1944年春天開始就與沈玉成那條舊線有聯絡。而沈玉成在那一年春天調去了南京，此後這條線按理應當斷了。但“W”在之後的年份裡如果還在太原活動，那他就成了那條線上唯一一個沒有斷掉聯絡的節點。
第二天下午，吳底又去了一趟西配樓。賙濟昌辦公室的門敞著，他坐在桌前抄寫檔案。看到吳底進來，賙濟昌放下筆，轉身把門帶上了。
“那兩本賬簿放在一起看過了？”賙濟昌問。
“看過了。”吳底取出那頁抄錄的代號，遞給賙濟昌，“這個“W”，在沈玉成最後的記錄裡出現了三次。何副隊長說他可能是梁先生身邊的人，但我在特警處的人事記錄裡沒有查到符合這個代號特徵的文職人員。”
賙濟昌接過那張紙看了片刻，然後將它擱在桌上，走到牆邊那排書架前，在最上層的角落裡取出一本很薄的名冊。他翻了幾頁，停在一處，指著其中一行讓吳底看。那上面用墨水寫著一個名字和一段備註，名字後面括了一個字母——“W”。
吳底湊近了看，那是一個他此前沒有留意過的名字：王永年，職務欄寫著“閻公侍衛室副官”。備註欄更短：“1944年春調入，原屬特警處文書科。”
“王永年在調入侍衛室之前在特警處文書科待過。”賙濟昌說，“1944年春天正是沈玉成離開太原的時候，也是那個姓林的文書員離職的同一時期。他在文書科工作期間，有機會接觸到機要科的流轉檔案。從時間上看，他和沈玉成、林文書三個人在同一個視窗期裡都在特警處系統內任職。”
吳底將那個名字記了下來。王永年，閻錫山侍衛室的副官，1944年春天從特警處文書科調入。如果他與沈玉成的那批舊賬有交集，那他從1944年起就進入了閻錫山身邊的工作系統，此後一首留在那裡。
“這個人現在還在侍衛室嗎？”
“在。”賙濟昌說，“他一首是閻公身邊的文職副官，負責整理電報和信件。”他頓了一下，又說，“但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王永年和梁化之之間的關係，比普通上下級要近一些。梁化之在調到特警處之前，曾經在侍衛室做過一段時間副官，那時候王永年是他的下屬。”
吳底將這條資訊在心裡放了幾秒，然後抬頭看著賙濟昌：“所以這個“W”，既有接觸舊檔案的渠道，又有接近梁化之的位置，而且他從1944年到現在一首在這個系統裡沒動過。”
賙濟昌點了點頭：“對。如果沈玉成留下來的那批舊賬記錄裡反覆出現這個代號，那說明他在1944年春天就知道那批賬目被截的事，而且可能在之後的時間裡一首為截賬的鏈條提供了掩護。”
吳底將那張紙摺好放回兜裡，向賙濟昌道了謝。走出西配樓時雨己經完全停了，地面還有淺淺的積水，映著天空灰白色的光，像一面面不完整的鏡子。
他在積水的路面上小心地繞行，腳步踩在幹處，沒有濺起水花。回到特別招待室後，他沒有急著去查王永年的更多背景，而是把今天看到的那個名字寫在一張新的紙上，與之前所有的代號放在一起排列。那些代號之間的關係線在紙面上形成一個圖案，像一棵沒有主幹的老樹，枝丫從不同的年代長出來，又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