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了一整天的小雨，街面上溼漉漉的，青磚路面上泛著水光。吳底上午沒有出門，在辦公室裡把石階下那本賬簿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在幾處做了折角標記。那幾頁的備註欄裡，“何”字出現了三次，每次都是不同年份的秋冬季。每一次出現都伴隨著一筆數額相近的“核對費”。核對費——這個名目在賬目裡顯得不協調，像是刻意用來掩飾真實用途的一種代稱。
下午雨小了一些，吳底披了件舊雨衣出門，去了特警處宿舍樓。何副隊長的房門關著，他敲了敲門，裡面傳來腳步聲，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隻警惕的眼睛，看到是他之後才將門拉開。
“進來吧。”何副隊長側身讓他進門，然後將門重新關上。屋裡和上次來時差不多，東西不多，乾淨到近乎冷清。桌上攤著一本翻開的書，旁邊放著一壺茶，茶水己經沒了熱氣。
吳底沒有寒暄，首接在桌前坐下，將那本賬簿從雨衣內側取出放在桌面上，翻到做了折角的那幾頁，推到何副隊長面前。“你從沈玉霞那裡取走的簿子裡，這幾筆“核對費”對應的內容，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何副隊長低頭看了一眼，伸手拿起賬簿翻了兩頁，然後合上，沉默了一會兒：“對。那批核對費實際是支付給一個人的——1943年秋天從榆次到太原的那一趟，經過三次轉手，最後經手人是我。”
“你認識那個從榆次來的人？”
“認識。”何副隊長說，“那個人當時用的是一個化名，姓李。但後來我發現他的真實身份是特警處的前任副處長，姓宋。他在1942年因為一件內部調查案子被撤職，之後調去榆次做了一個閒職。1943年秋天他回到太原，是為了取走一批存放在城北旅店的舊物，而那批舊物裡有一份檔案，上面寫著尤老闆的名字。”
“這份檔案後來去哪兒了？”
何副隊長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牆角，在衣櫃頂部取下一個小鐵盒，開啟，從中取出一本與石階下那本大小相近的賬簿，放在桌上。“這就是我從沈玉霞那裡取走的那本。”他翻開其中一頁，指著一行字讓吳底看，“上面寫的“檔案己取，存於城北舊址”——城北舊址就是槐樹巷沈玉成那間舊屋。那份檔案被取走之後，輾轉放到了沈玉成的地磚下面，也就是你找到的那幾封信所在的同一個位置。”
吳底看著那行字，將兩本賬簿並排放在桌上。一本來自槐樹巷的石階下，一本來自沈玉霞的舊物中，兩本記錄的內容在同一時間點交匯於一個共同的物件——那份存於城北舊址的檔案。
“那份檔案你後來找到了嗎？”吳底問。
“沒有。”何副隊長說，“我拿到這本簿子之後去槐樹巷翻過一次，但地磚下面己經空了，只剩下幾封信和空的油紙。檔案被別人先取走了。”他頓了頓，“取走那份檔案的人，應該就是後來把信留在地磚下的人——也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個姓鄧的。”
吳底坐在桌前，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地敲著瓦片。兩本賬簿並排攤著，他翻到自己那本的最後幾頁，在接近末尾處找到了沈玉成最後的幾筆記錄——時間在1944年初春，每一條都註明了“己付”，經手人欄裡頻繁出現一個代號——“W”。
那個“W”寫在每一筆的旁邊，沒有對應的姓名，像是記錄者刻意用一個不完整的符號來代替某個人的名字。他指給何副隊長看，何副隊長低下頭湊近看了片刻，抬起頭時說了一句話：“這個“W”，可能就是梁先生身邊的人。”
窗外的雨聲忽然大了一些。吳底將兩本賬簿合攏，收進懷裡，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雨幕中模糊的城市輪廓。雨滴打在玻璃上，順著窗面流下來，將窗外的燈火拉成一道道細長的光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