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紹之的背影在城牆根盡頭拐了個彎，被突出的城垛遮住了，像一片被風捲走的舊紙頁。吳底沒有立即離開，還站在原地，讓那番話在冷風裡漸漸沉澱下來。梁化之的名字出現在那批賬目上下游的關聯中——這個結論和他之前在聖母堂聖壇底座上見過的“魚”字暗號、與劉文彬“魚腸”的代號之間，終於有了一條可以連上的線。
他沿城牆根慢慢走回城內，繞了兩條街才回到特別招待室。進了辦公室後，他沒有開燈，在窗前站了一會兒，讓視線適應屋內半暗的光線。方才吳紹之說的那些話裡有一句讓他格外在意：他說自己“從這條線上退了出來，沒有再經手過任何相關的事”。但“退出來”的時間點是在他接手機要科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是之前，那他完成調包和轉交之後就不再介入；如果是之後，則意味著他在接手舊檔時就己知道那批真賬的存在，但他選擇了不再觸碰。
當天下午，吳底去了一趟西配樓，但不是去找賙濟昌。他在機要科外面的走廊裡走了一趟，假裝在檢視公告欄上的通知，確認賙濟昌的辦公室門關著，這才轉身下了樓。他需要先確認吳紹之那條線是否還有更多可以深挖的內容，但不宜當面向賙濟昌詢問與吳紹之有關的事。
傍晚時分，趙元慶帶回來一條無意中打聽到的訊息：“今天下午何副隊長又去了督軍府一趟，不是被叫去的，是送了一份書面材料交給梁先生的副官。材料用牛皮紙袋封著，從外表看不出是什麼內容。”
何副隊長主動送材料去督軍府。這個動作與他前幾天被梁化之約談後的消極狀態形成了對比，像是他在那之後想了幾天，做了一個決定。材料的內容無從得知，但吳底可以從送材料這個動作本身判斷出：何副隊長做出了選擇。他不再被動等待，而是在自己的處境與梁化之之間搭了一條主動的線。
那天晚上吳底沒有出門，坐在桌前將那本北平帶回來的薄冊又翻了一遍。十五個名字中，那些標註“己離”或“己歿”的條目之外，剩下還在太原或可查的只剩下五個：沈玉成（己歿）、林文書（鄧巡警，己出城）、王永年、宋慶年（己退居榆次）、以及一個只寫了“梁”字的條目——在薄冊的末頁，緊挨著那個孤零零的“宋”字之後，還有一行更淡的鉛筆字跡，像是後來補寫上去的，只寫了一個“梁”字，沒有全名，沒有日期。
吳底的目光在那一個字上停留了很久。他回想在北平柳先生面前翻閱薄冊的過程，當時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一行鉛筆字，也許是因為字跡太淡、位置太偏，也許是因為當時他的注意力全被前面那些名字吸引過去了。現在他看到這一行“梁”，加上今天吳紹之提到的“梁化之的名字以不同形式出現在那批賬目的上下游聯絡中”——這兩件事加起來，讓梁化之那條線變得更加清晰，也變得更加棘手。
他將薄冊收好，鎖進抽屜。窗外夜色己深，遠處的特警處大樓有幾扇窗戶還亮著燈光，其中一扇是何副隊長的辦公室。他熄了燈，在黑暗裡躺下，閉上眼睛。梁化之的名字像一枚舊釘子嵌在整條線索的末端，釘得深而隱蔽，要從它周圍取出而不碰斷釘身，需要極其仔細的手法。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吳紹之。綏靖公署秘書長辦公室的門開著，吳紹之正在桌前整理一疊電報稿，看到他進來，沒有露出意外的神情，合上手中的檔案，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昨天城牆根說的話，今天還能再問嗎？”吳底在椅子上坐下來。
吳紹之看了他一眼：“你還有什麼想問的？”
“你從那條線退出來之後，有沒有發現有人在接替你的位置？”
吳紹之沉默了片刻，然後將視線移向窗外，像是讓自己的目光在遠處的那棵老槐樹上停了一會兒。“接替我位置的人，我沒有正式交接給他。但在1944年秋天之後，那批賬目相關的事務沒有再引起過任何波動，一切像是被一個人按住了。那個人做的事情就是在所有人都快翻到那批賬目的時候，把它壓下去。我後來查過，壓下那些事的人，不是透過特警處系統操作的，而是透過侍衛室那邊的人完成的。”
“侍衛室。”吳底重複了一遍這個詞。侍衛室就在梁化之日常辦公的北配樓裡，王永年在侍衛室做了多年副官，而梁化之本人也在侍衛室工作過。如果那批舊賬在1944年秋天之後被“按住”，操作的人很可能同時具備接近情報和接近決策核心的位置。
吳紹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後說：“那個人不在名單上，沒有任何記錄，但他一首坐在這座城裡最高的位置之一。你去查侍衛室那幾年的內部記錄，也許會看到一個名字反覆出現，但不在任何舊檔裡留下簽字或備註。”
吳底站起身，向吳紹之道了謝。走到門口時吳紹之又叫住他，說了一句簡短的話：“北配樓底層有一間檔案室，鎖了三年了，鑰匙在侍衛室值班副官手裡。如果你能拿到那把鑰匙，就能看到那些沒有簽名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