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有為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放下：“老廖，選你，是因為你戲好。等這片子過了院線，你的身價少說得往上翻兩番。到時候別嫌涅槃傳媒的廟小就行。”
桌上爆發出一陣善意的鬨笑。
郭滔夾了塊鵝肉，邊吃邊問：“導演，咱們這片子衝著柏林去，報名時間趕得及嗎？”
“來得及。”包有為拿起餐巾擦了擦手，“鏡頭給得準，廢片率極低。我自己盯剪輯，半個月出成片。十一月初把成片遞交組委會，二月份去德國。”
他環視一圈，語氣平穩：“各位把明年初的檔期提前空出來。這片子進主競賽單元，板上釘釘。到時候大家一起去走紅毯。”
這份篤定，放在別人身上叫狂妄，放在包有為身上，卻有著讓人信服的魔力。
郝蕊雙手託著下巴，眼底閃爍著憧憬：“歐洲三大啊。要是能捧個最佳女演員的銀熊回來，這輩子演戲也算沒白乾。”
坐在包有為右側的樊冰兒，端著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緊，眼底燃起一團烈火。
吳志珍這個角色，是她入行以來吃過最多苦、也掏空了最多情緒的角色。包有為把她身上那層光鮮亮麗的明星皮剝了下來，重塑了一個冷豔且絕望的底層女工。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這片子要是成了，她就能徹底擺脫“花瓶”的標籤。
“咱們這戲底子厚，全員演技線上。”廖梵坐下，往嘴裡扔了顆花生米，“真要是入圍了，包導拿最佳導演，我跟冰兒去拼一把影帝影后。”
樊冰兒接茬，語氣裡透著不服輸的勁：“我也這麼想。包導把路鋪好了，能不能把獎盃端回來，就看咱們在鏡頭前留下的那點東西夠不夠分量。”
郭滔轉頭看向郝蕊，隨口打聽：“咱們國內的女演員，在柏林拿過影后的都有誰？”
“張滿玉拿過，九二年那部《阮玲玉》。”郝蕊對這些電影史如數家珍，“再就是肖芳芳，九五年的《女人四十》。”
廖梵補充了一句：“鞏莉去過好幾次，提名不少，可惜每次都差臨門一腳，沒捧回銀熊。”
這話說得輕巧，落在樊冰兒耳朵裡卻重如千鈞。
國內影視圈的女星格局，早就固化了。張紫怡、周尋、趙微、許靜蕾，這“四小花旦”把持著頂級資源，死死壓在上面。京圈的本子、港圈的合拍片，第一梯隊的選擇永遠是這四個人。緊隨其後的，便是華贏的劉冰冰和單飛出來的樊冰兒。
當初在華贏，劉冰冰仗著資歷，沒少跟樊冰兒爭奪一姐的寶座。後來樊冰兒果斷跳槽，轉身投靠包有為，藉著《一九三零·舊夢》的一點五八億票房東風，咖位一路狂飆，如今已經穩壓劉冰冰一頭。
但票房再高，在那些老派電影人眼裡，終究缺了點藝術分量。商業片女星的保質期極短，一旦容顏衰退，資本拋棄你連聲招呼都不會打。
要想真正躋身國內頂級女星的行列，把那四個花旦拉下馬，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護城河，國際三大電影節的獎盃，是唯一且最硬的敲門磚。這次的柏林，就是她跨越階層的通天梯。
文木業端著酒杯，湊到包有為跟前，壓低聲音探討業務：“包導，國內衝獎的文藝片，大都喜歡拍窮鄉僻壤，靠展示落後去迎合西方評委的獵奇心理。咱們這片子，拍的是重工業基地的衰敗和碎屍案，尺度拿捏不好，容易被扣上抹黑的帽子。”
包有為夾了一筷子涼拌幹豆腐，語氣平淡：“那是弱者的思維。迎合出來的獎項，骨子裡透著自卑。我拍《白日焰火》，拍的是時代陣痛下的人性掙扎，是平視，不是獻媚。西方評委不瞎，好萊塢的黑色電影玩了半個世紀，他們懂什麼是高階的影像敘事。只要敘事邏輯自洽，人性的幽暗面是共通的。”
這番話，聽得文木業茅塞頓開。國內第六代導演普遍陷入了“賣慘拿獎”的怪圈，而包有為卻在用商業型別片的殼子，去包裝文藝片的核心。這種降維打擊的創作思路，領先了同行不止一個身位。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東北的烈酒把氣氛推到了頂點。大家撇開工作，聊起圈裡的八卦和各自的見聞。包有為沒有端著導演的架子，偶爾插幾句渾段子，引得滿桌人拍桌子大笑。
這頓殺青宴一直喝到晚上九點。
次日清晨，天剛矇矇亮。
包有為和樊冰兒沒有跟大部隊同行。兩人坐著租來的商務車，直奔沈城機場，搭乘最早的一班航班飛回帝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