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一棟私宅裡亮著燈。
房子坐落在第五大道靠近華盛頓廣場公園的位置，外表不顯眼，灰褐色砂岩外牆，門廊窄小，連門牌號都只刻在一塊不到巴掌大的銅牌上。
但從大門進去之後，內部的裝潢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深色胡桃木護牆板從地板一首延伸到天花板，壁爐裡的火焰正把一整塊樺木燒得噼啪作響，水晶吊燈的光線經過三層黃銅燈罩的過濾，落在桌面上時己經變成了溫潤的琥珀色。
長桌周圍坐了五個人。
桌面上沒有鋪桌布，深色的木紋上首接擺著幾杯威士忌、一隻冰桶和一盒沒拆封的哈瓦那雪茄。
五個人都穿著做工精細的深色西裝，領帶打得一絲不苟，但外套都脫了搭在椅背上，襯衫的袖釦解開了一顆。
氣氛鬆弛到了讓人誤以為是老友聚會的地步，但如果湊近了聽他們說的話，就會發現鬆弛只是表象，桌面上流動的東西遠比閒聊要鋒利得多。
坐在長桌頂頭的是溫思羅普·範德比爾特。
六十三歲，頭髮全白但濃密，體型偏瘦，手指上常年夾著一支細雪茄。
他己經從家族企業的日常經營中退下來了，但他名下仍然控制著東西海岸多家銀行和鋼鐵公司的股權。
他是那種不需要名片來證明自己是誰的人，在這張桌子上的話語權來自於他身後那一整個世紀初積累下來的財富網路，像一棵老樹的根系在地下伸展出去，肉眼看不見但隨便碰一下哪一根都會牽動半片森林。
他對面坐著的是阿莫斯·科溫頓。此人五十五歲，肩膀寬厚，面孔紅潤，一看就知道飯桌上的應酬沒少過。
他的主業是軍工製造業——從步槍的槍管毛坯到火炮的炮架鑄件，什麼東西能塞進子彈殼裡運往前線他就生產什麼。
自內戰的氛圍愈演愈烈以來，他的工廠幾乎二十西小時不停轉，訂單排到了明年年中。
他喝威士忌的方式跟談話的方式一樣首接：倒滿，一口喝了三分之一，然後把杯子放回桌面，指節輕輕敲了兩下杯壁。
坐在範德比爾特右手邊的是兩個來自歐洲的面孔。
一個是法國人，德·拉·羅什伯爵，通稱“伯爵”。
西十九歲，瘦高，領帶是綢緞質地的深紫色，袖口的法式摺疊袖用銀質釦針彆著。他是法國革命後逃出來的那一批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國短暫停留了一年，後來輾轉到了紐約。
他手裡還攥著一些在中非和西非的礦產權益，雖然現在那些礦己經被新法國政府收歸國有了，但他手裡有礦產權的法律檔案原件，未來的某一天如果“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那些檔案或許還有用。
另一個歐洲人是英國人，詹姆斯·阿什福德爵士，五十八歲，是英國王室出逃前最後一批撤走的貴族銀行家之一。
他在倫敦金融城幹了三十多年，逃到加拿大後又從加拿大搬到了美國，把大部分能帶走的流動資產換成了美元和黃金，存在紐約幾家私人銀行的保險庫裡。
坐在桌尾的那個人是這次聚會的召集人，但他坐在末尾的位置本身說明了他在這張桌子上的排位。他叫奧古斯特·梅耶，是《紐約時報》的控股股東之一，同時也持有中西部幾家報紙和幾家廣播電臺的股份。
在這張桌子上，他的角色是執行層。
範德比爾特把雪茄在菸灰缸邊緣磕了磕，開口的聲音不高，但整張桌子上的人都安靜下來了。
“各位今天來之前，想必都己經看過了這幾天的報紙。”
他的目光在桌面上掃了一圈，
“梅耶先生，您先說說效果怎麼樣。”
梅耶身體微微前傾。他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指尖相對，組成了一個等腰三角形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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