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早有準備。
“後續還有兩輪可以打。第一輪我們己經安排了幾位“航空安全專家”——其實是從英國流亡政府那邊請的技術顧問——透過非正式渠道再發幾篇分析文章，把話題從“飛艇事故”延伸到“紅色工業體系的安全標準普遍低於國際水平”。
第二輪可以找一個更軟的角度，比如採訪遇難者家屬、挖掘那些俱樂部會員的日常生活，把話題從安全標準轉到“這些人本來可以不必死”，然後把矛頭指向德國基層行政機構的“冷漠”和“官僚主義”。
把一個事故變成一個故事，故事比事故更持久。”
科溫頓把杯子放下，指節在杯壁上又敲了兩下。
“故事留著慢慢講。我說現在更需要的是節奏——歐洲那邊的人越看越覺得德國人有組織有效率，我們得讓美國讀者腦子裡多一根懷疑的刺。
這根刺扎進去了，後面真打起仗來，老百姓才會覺得“那邊也沒那麼好”。
這是準備工作，不是輿論戰，是心理戰。”
德·拉·羅什伯爵一首沒有說話。
他靠在椅背上，左手端著酒杯，右手食指漫不經心地在杯沿上來回划著圈。
這時候他慢慢把杯子放了下來，開口時聲音帶著法語區特有的那種柔軟的鼻音，
“我同意科溫頓先生的方向。但我想補充一層。”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們在歐洲的時候，見過德國人是怎麼建立他們的“神話”的。
靠的不是口號，是靠實打實的東西——乾淨的城市、穩定的物價、工廠裡的幹勁。
這些東西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比一萬篇報紙社論都有用。
坦恩的事故戳穿了那層神話的一角，但只是一角。我們要做的不是把這一角擴大——它本身擴不大，事故就是事故，德國人己經把它定性為操作失誤了，他們處理得還算乾淨。”
他停下來喝了一口酒，繼續說：
“我們要做的是讓它成為一個“符號”。
德國人不是宣傳他們說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嗎？
這次事故就是“井然有序”下面的裂縫。
不用把它說得太大，也不用說得太久。
只要在讀者腦子裡留下一個印象就夠了——他們也會犯錯，他們也沒那麼好。
有了這個印象，後面的對比就好做了。”
範德比爾特聽著，把雪茄最後一段掐滅在菸灰缸裡。
“輿論的事就說到這裡。梅耶先生負責把節奏穩住，節奏一定要把握好，別太急，別讓人覺得是我們故意抹黑，要把火候做得像是新聞界自發的思考，而不是我們推的。
各位手上都有渠道，但別在一個方向上用力過猛，別讓柏林那邊看出統一的調門。
他們內部有懂行的，過於整齊的輿論攻勢反而會讓他們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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