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第一次對外面的世界有概念，是那年冬天。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臺邊幫母親往灶膛裡添柴，聽見院門外面傳來一陣陌生的腳步聲，然後是哥哥的聲音——是大哥大郎，他穿著大木沒見過的深綠色軍裝，肩上掛著揹包，腰帶上彆著一個他認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進門之後把揹包放在地上，蹲下來摸了摸大木的腦袋，但大木一點也不介意，因為他看見大哥的手腕上戴著一塊銀光閃閃的表。
那天晚上家裡吃的是白米飯。
大木己經快記不清上次吃純白米飯是什麼時候了，家裡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摻著紅薯乾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著那種摻了雜糧的淡褐色。
那天晚上的米飯裝在碗裡是純粹的白，表面冒著騰騰的熱氣，每一粒米都飽滿地脹開了，在油燈光下泛著一種讓他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的光澤。
大哥從揹包裡拿出一個小紙包開啟來，裡面是一塊乾硬的、被擠壓得變了形的柿餅，分成了三份，母親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裡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始吃，柿餅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開的時候，他覺得那是世上最甜的東西了。
大哥在家裡待了三天。
三天裡他講了很多事，講朝鮮那邊的房子比村裡的矮一些，但屋頂鋪的是瓦不是草；
講他們駐紮的鎮子上有一條開滿了店鋪的街，裡面有賣糖、賣布、賣各種大木只在夢裡見過的東西；
講和他們住在同一片營區附近的當地人雖然穿的比家裡差，但對他們這些日本兵很恭敬，見了面就會彎腰。
大哥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大木聽得入了迷，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進了他的腦子裡，釘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時候留了二十塊錢在母親手裡。
母親攥著那幾張鈔票在燈下數了兩遍，然後把它們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邊看著母親看著，那時的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他要快點長大，長到可以當兵的年紀，然後也去朝鮮，也賺二十塊錢寄回來，也戴一塊銀光閃閃的表，也帶柿餅回家。
往後幾年，那個念頭就漸漸地在他心裡紮了根。
大哥的來信斷斷續續地來了兩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張對摺的信紙寫滿大半頁，內容大同小異：
身體好，吃得好，錢夠用，不用掛念，讓他和二哥好好讀書。
每次信到的那天，母親都會把信拿到灶臺邊上，逐字逐句地念給大木聽。
大木當時雖然大字不識一個，但聽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幾句話的節奏來。
那些信紙被反覆摺疊撫平，邊角己經磨損得起了毛，但母親一首沒有把它們丟掉，所有來信都疊在一起收在鐵盒子的底層。
後來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時候大哥的信己經斷了半年，但二哥說他要去找大哥，說兩個人在一起有個照應。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邊，看著二哥揹著行囊走遠。
二哥的背影在晨霧中逐漸縮小，軍裝的深綠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來越模糊，最終變成一個幾乎無法辨認的小點，消失在那條通向大路盡頭的彎曲處。
那段日子的大木對國家和軍隊的認知是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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