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柏林，德國人民委員會組織部門辦公室。
會議室的窗戶開了一半，外面的熱風吹進來，帶著椴樹花的甜香氣，和室內瀰漫的煙味混在一起。
長桌兩側坐了十來個人，都是組織部門的各級負責人。
桌面上攤著幾份剛印出來的年度幹部調配總表，主持會議的是組織部門部長海因裡希·邁爾，他把面前的檔案合上，用指節敲了兩下桌面，示意討論開始。
“今年一千一百名畢業生，”
邁爾開口，
“分配名額己經全部確定。
但我把大家叫來，是想聽聽各部門對這個分配方案的實際感受。
不要看紙上的數字，談談各部門的實際情況。”
坐他左手邊的庫爾特·朗格第一個開口了。
他是負責德國境內幹部調配的處長，約莫西十五歲。
“部長同志，實際情況是——德國境內的幹部隊伍，今年補充進來的應屆畢業生人數照往年來比依舊呈現出下降的態勢。”
他把面前的一份表推到桌子中間，手指點在某一行數字上。
“柏林市內六個區的基層黨委秘書處，現有在崗人員比額定編制少了百分之八點三。
勃蘭登堡州那邊的幾個縣的宣傳部，專職幹部的平均年齡超過西十九歲，但今年居然沒有一個應屆畢業生主動申請去那邊的崗位。
這己經連續第三年了。如果我們繼續按照這種趨勢下去，國內基層行政系統的活力和效率都會受到影響。”
他放下筆，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聲音裡帶著一種沉悶。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在說對外支援、輸出革命，這個方向我完全贊同。
但問題是，我們不能顧外不顧內。國內幹部隊伍如果長期得不到新鮮血液的補充，到時候我們自己的系統先出了漏洞，那就談不上什麼帶頭作用了。”
長桌對面有人接了話。
接話的是瓦爾特·菲舍爾，負責對外援助幹部協調的處長。他比朗格年輕幾歲，面容精瘦。
“朗格同志說的資料我都看過，都是事實。
但我想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換個視角，國內幹部的補充人數少了，反過來看，是不是說明我們的幹部教育成果越來越好了？
是不是說明我們的畢業生有更強烈的意願去往更需要他們的地方？”
他的語氣不急不躁，帶著一種從另一個方向看問題時的從容。
“今年一千一百名畢業生裡，有超過八百人主動報名了跨國的艱苦地區崗位。
大家想想這個數字——在十年前，這個比例可能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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