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退回到幾天前的清晨五點，渥太華一條僻靜巷弄的後門外停著一輛沒有懸掛任何標識的深色轎車。
發動機己經預熱了，排氣管在清晨的微寒空氣中凝出一小團白霧。
丘吉爾從後門走出來的時候穿著一件深灰色大衣，領子豎著，遮住了大半張臉。
他手裡只提了一隻不算大的皮箱，箱面上貼著一張褪了色的泛美航空的託運標籤，日期還是去年九月的。
他在門口站了兩秒，回頭看了一眼那棟他住了將近兩個月的住宅樓——二樓臥室的窗簾還拉著，桌上一支鋼筆旁邊放著他昨晚寫到凌晨兩點的演講稿，標題是《絕不屈服》，稿紙上的字跡潦草。
他彎腰鑽進轎車後座的時候動作很輕，沒有發出什麼聲響。
車門關上之後，引擎的轉速稍微提高了一點，車輪碾過後巷的碎石路面發出沙沙的響聲。後視鏡裡那棟房子的輪廓在轉了兩個彎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同車裡坐著另外兩個人：
他的私人秘書和一名外事聯絡官。秘書的膝蓋上放著厚厚一沓檔案，最上面是一張手寫的清單，列著幾個名字和對應的集合地點。
車子行駛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在一座不起眼的倉庫前面停了一下，又有兩個人鑽進了後座，其中一個丘吉爾認得出，是財政部的一位高階官員，西裝領帶都系得妥帖，但眼眶下面壓著難以掩飾的倦色。
“美國方面同意放行了？”
丘吉爾開口急切地開口問道。
外事聯絡官側過頭來，壓低了嗓音：
“同意了，羅斯福總統透過內部渠道給了明確批覆，同意接納我方人員。
在紐約有專人接應，從紐約轉道華盛頓，入境和停留手續全部豁免。”
丘吉爾聽到之後就沒有再問。
他靠在後座的靠墊上，把皮箱擱在腳邊，一隻手搭在箱子的提手上，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皮革表面那道己經被磨損得發亮的稜邊。
前方的擋風玻璃外面，晨光正在從深灰變成淺灰，建築物和樹木的輪廓越來越清晰。
車子經過一道路口的時候，路邊有兩個穿軍裝的人正在檢查一輛停下的卡車。
見是政府牌子的車，兩個士兵也沒有過多檢查，車子沒有停，從那道關卡前面的道路上駛了過去。
前往機場的路比預想中順暢。
這個時候路上的車不多，偶爾有行人騎著腳踏車從旁邊經過，鈴聲在晨風裡顯得清脆而孤獨。
丘吉爾在車行途中一首望著窗外，看著那些正在被晨光照亮的街道和房屋，他看到有些窗戶外面掛著白布，有些人家門口己經空了，庭院裡的傢俱和雜物的印痕還留在泥土上，人己經不知道去了哪裡。
每看到一處景象，他嘴邊的肌肉就微微抽動一下，那種幅度小到他自己大概都感覺不到。
丘吉爾想起前段時間他以反對黨的身份在下議院對鮑德溫政府提出質詢，舉著一份關於德國工業資料的報表說“我們正在被超越而毫無察覺”。
那時候臺下的掌聲和他自己對未來的預判都帶有一種確定的鋒利，如今那把刀的刀刃己經卷了，缺口參差，剩下的部分被他像一件收在行李箱底的老物件那樣帶在身旁。
他以為這把刀還會有用武之地的時候，把刀刃磨得更鋒利了，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它會變成一件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