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格納的手指在那張結構圖的箭頭末端輕輕點了一下。
“這套機制在運轉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阻力？”
韋勒靠在椅背裡，雙手交叉放在桌面上。
他說話的速度比剛才略微放慢了一些：
“阻力一首都有。
比如，年中的時候我們做了一次走訪，有一些中小型工廠的經營者反映，累進利潤調節機制在執行中有時候會超出預期，對計劃外波動的應變空間有限。
也有企業建議，對於一些處於成長初期的產業，調節的力度可以適當放寬，讓它們在初期能夠有較快的積累速度去擴大再生產。
但這些都是可以調整的，是執行層面的彈性問題，不是結構本身的問題。”
說著，韋勒把交叉的雙手鬆開，向前探了探身，語氣裡多了一層更具體的東西：
“大結構的方向我認為是對的。
我們這些年走過來的路，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本質上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把一個被戰爭撕碎的經濟體重新縫起來，縫好之後讓它長出肌肉來。
肌肉長出來之後，我們要做的是讓這塊肌肉有能力持續地、穩定地、不靠外力地繼續生長。
目前的收入分配和宏觀調控機制，就是這塊肌肉的骨架和韌帶。
它還需要不斷調整和加固，但它的大方向沒有偏。”
韋格納的目光從那張結構圖上慢慢移開，落在窗外被午後陽光照亮的樹冠上，過了片刻才重新落回韋勒身上。
“你說得對，大方向是對的。
但方向對不等於細節上可以松。”
他稍微首了首腰，把手擱在桌面上，
“你提到的那些中小企業的反饋意見，我覺得可以在後續修訂中做一些靈活化的處理。
對於成長型的產業，在利潤調節的力度上可以留出彈性空間。
但原則不能動——不能恢復那種把利潤集中在一小撮人手裡的機制。這是底線。”
“我同意，”
韋勒說，
“底線不動，彈性可調。”
韋格納靠回椅背。他的目光再次落在牆上那張總表上，在農業產值那一欄略作停留。
農業產值比目標低約兩個百分點的數字在他腦子裡留下了一個標記。他想起了一九二一年那張舊照片裡站在腳手架上的人們的表情——當初他們面對的是從一片廢墟中開始的重建，而現在需要面對的是如何讓這份重建持續不斷地成長下去。
“農業那個缺口，”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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