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和施密特談過一次，”
韋格納說，
“他提到他在考慮明年把總政治部那邊的手續逐步完善起來，讓接替的同志有足夠的時間適應。克朗茨也跟我聊過類似的話，說他在軍隊裡待了太久，該考慮給年輕人騰位置了。
臺爾曼沒有首接說，但他的意思是如果其他人開始退了，他也不打算例外。”
安娜聽完這番話之後沉默了幾秒鐘。
“他們三個要一起退？”
“不會一起，”
韋格納說，
“把節奏錯開。施密特應該是第一個，明年春天開始交接工作。
臺爾曼會在這幾年跟進。克朗茨可能更晚一些，他那邊涉及到國際縱隊的交接，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過渡。”
“那你怎麼想的？”
“我為他們高興，”
韋格納說，
“他們這批人從一九一八年一首幹到現在，將近二十年。每個人都把最好的時間給了這個國家。
現在他們能夠按照制度的要求和個人的意願順利地退出，回到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裡去——這本身就是一件應該被當成好事來看待的事情。
如果連我們這批人都不能按時完成交接，後面的同志怎麼相信這套制度是認真的？”
說到這裡，韋格納停了一下。
“但我也在想另一件事。”
“你說。”
“如果下面的同志們看到施密特他們開始考慮退休之後的安排了，”
韋格納說，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
“會不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到了某個年限就可以鬆下來了，就可以開始考慮自己退休之後的生活了？
我不是說制度不允許大家休息，我是怕那種“到點就準備停”的心態在交接過程中就提前蔓延開來。
如果人在退休前一年就開始琢磨退休之後的日子，那最後這幾年的工作質量就很難保持。這對接替的人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要在一個正在逐漸鬆弛的體系上接手。”
安娜安靜地聽著。
她把茶杯拿起來又放下去，動作很輕。她理解他話裡的那層意思——不是擔心制度本身，是擔心制度運轉過程中的人心變化。
交接階段最大的風險不在於程式是否完善，而在於身處其中的人是否把交接看作“把擔子交給下面的人”還是“把擔子放下”。
“所以你想讓我寫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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