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強吸了吸鼻子。審訊室的空調開得很足，他穿著短袖，胳膊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五月初的時候，我跟老鄉借了兩千塊錢，說好了月底還。老鄉在工地上幹活的，賺的都是辛苦錢。到了月底我沒錢還，就想搞點錢。”
“五號那天我在超市那兒轉了好幾天，想找那種看起來有錢的女的，單獨開車的那種，好下手。其實我就是想搶點錢，沒想傷人。”
“九號那天晚上，我在超市門口看到那個女的，開紅車，穿得很整齊，提了兩瓶酒，一看就挺有錢的。我就跟過去了。”
“她上車的時候，我本來想嚇唬她一下，讓她把錢給我就行。但我一拉開門坐進去，她就開始尖叫，聲音特別大，我怕被人聽見，就撲過去捂她的嘴。”
“然後呢？”
“她就踢我。撓我，還咬了我的胳膊。”黃永強擼起袖子，小臂上果然有一圈淡淡的牙印疤痕，“我疼得不行，就......就用手肘卡住她的脖子，想讓她別鬧了。”
“我只是想讓她安靜下來......真的，我就想讓她別喊了......然後她就不動了。”
周海東盯著他的眼睛：“然後呢？”
“然後我就蒙了。”黃永強的聲音開始發抖，“我......我沒想到會這樣。我在車裡坐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覺得不能在這兒待著，就把車開走了。往北開，開到沒有人的地方，把她拖下去扔了。”
“她的衣服呢？”
“剝掉了。”黃永強低著頭，“我怕有人認出來她是誰，就把衣服全脫了，跟她的包還有手機一起，後來找了個地方燒了。”
“燒了？”
“嗯。手機。錢包。衣服，都燒了。錢我拿了，四百一十塊。”
審訊室裡安靜了幾秒鐘，只有空調的低鳴聲像一隻垂死的蒼蠅。
周海東看著眼前這個瘦小的男人，突然覺得很荒謬。四百一十塊錢。一條人命。一個父親每天提著一桶已經涼透的湯，在公安局門口等到天黑。
“你殺她的時候，她求饒了嗎？”
黃永強愣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聲音越來越小：“求了。她說她家裡還有個爸爸，她說她爸爸一個人......她說了好多......我沒聽清，我那時候太害怕了......”
周海東閉了一下眼睛。他彷彿能看見那個畫面——黑暗的車廂裡，一個年輕女人拚命掙扎著，指甲抓破了兇手的胳膊，嘴裡含混不清地喊著“我爸一個人在家等我”。然後脖子被卡住，聲音一點點消失，最終只剩下車輪碾過夜路的沙沙聲。
那兩瓶紅酒還放在超市的儲物櫃裡，至今無人認領。
譚永福後來把女兒的骨灰帶回了老家。周海東去送過他一次，老人抱著骨灰盒坐在長途汽車的最後一排，懷裡還摟著那個洗得發白的保溫桶。
車開動的時候，周海東看見他把保溫桶放在骨灰盒旁邊，低聲說了一句：“靜靜，湯還熱著呢，咱回家喝。”
長途汽車揚起一陣灰塵，漸漸消失在贛州悶熱的暑氣裡。
那個紅色飛度後來被拍賣了，買主是個剛拿到駕照的年輕姑娘。
她把車重新噴了漆，換了座椅套，再沒人記得這輛車曾經載過什麼。
只有周海東的卷宗裡還夾著一張照片——案發現場那枚黑色紐扣的特寫，旁邊是譚靜生前的一張生活照，馬尾辮，小虎牙，笑得毫無陰霾。
照片背面是周海東自己寫的一行字：“當你獨自上車之前，請回頭看一眼後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