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記得那些畫面——昏暗的廠房，簡陋的生產線，十幾個穿著髒兮兮白大褂的工人在裡面走來走去，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刺鼻的化學溶劑氣味。他站在車間門口，看著那些工人把原料倒進一個巨大的不鏽鋼攪拌桶裡，桶壁上的鏽跡像一張醜陋的地圖。
他認出了那些原料。有一部分是他提供給安藤正信的、經過安全驗證的合格原料，被稀釋了至少三倍。更多的是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帶著刺鼻氣味的廉價替代品，裝在一個個沒有標籤的塑膠桶裡，桶身上的汙漬和刮痕訴說著它們不為人知的來路。
這些混合物被灌進模具，壓制成型，切割成片，裝進仿製的銀白色金屬盒，貼上“東洋美研工業”的標籤，然後——然後就被送進全國各地的商場、藥店、化妝品專櫃，塗在千千萬萬倭國消費者的臉上。
山井一郎站在那間昏暗的廠房裡，聽著攪拌機運轉時發出的刺耳的金屬摩擦聲，聞著那股讓鼻腔發酸的化學溶劑的刺鼻氣味，看著那些劣質原料在桶裡翻滾、融合、凝固成一片片透明的薄膜，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
不是怕自己會被抓，不是怕濱海集團的生意會完蛋，而是一種更原始的、更本能的、像是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正朝自己衝過來的恐懼。
安藤正信要做什麼？
讓仿生膜侵入倭國市場的每一個角落，低價傾銷，擠壓濱海集團的生存空間，同時用這種劣質品給倭國消費者造成不可逆的傷害。等歐洲那邊東窗事發、濱海集團名聲掃地的時候，安藤正信早就撈夠了他那一份，拍拍屁股走人。至於那些受害者的臉，跟他有什麼關係？他又不需要塗那個東西。
山井一郎失魂落魄地回了濱海集團大廈。
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關了燈，坐在黑暗中。窗外的東京夜景依然璀璨，可那些燈火在他眼裡忽然變得刺目起來，每一盞都像一隻盯著他看的眼睛，目光裡有審視，有嘲諷，有悲憫，有他說不清道不明的各種東西。
他閉上眼睛。
不知過了多久，他睜開眼，發現自己的手裡還攥著那個銀白色的金屬盒。他把盒子舉到眼前，黑暗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輪廓。他用力一攥，金屬盒發出一聲脆響——那是蓋子從卡扣上脫開的聲音，像骨頭斷裂的脆響。
他把盒子扔到牆角。金屬盒撞在牆上，彈了一下，落在地毯上，滾了兩圈，不動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額頭抵在玻璃上。窗外己經全黑了，只有路燈還亮著，一排一排的，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東京的街道上，像一些沒有表情的哨兵。
他又想起了安藤正信那句話：“你是個有本事的人。但在這個國家，本事再大，也要先學會做人。”
他忽然笑了。
不是開心的笑，是那種在絕望的盡頭忽然想通了什麼的笑。嘴角咧開，眼睛卻還是冷的，像兩塊凍了一整個冬天的鐵。
做人。
好。他不會做人。他只會做一件事——做事。做別人做不了的事，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做別人想不到的事。
想要救倭國，光靠發展經濟不行，光靠一個首相不夠。他需要一個真正屬於他自己的政治籌碼，一把不需要看任何人臉色的、真正能在這個國家的權力場上站住腳的鑰匙。
他想到的辦法，在正常人看來近乎瘋狂。
山井一郎走到辦公桌前，按亮了檯燈。橘黃色的光重新充滿了整個房間，把他的人影投在牆上，長長的，像一個被拉開的弓箭。他坐下來，從抽屜裡取出一張空白信紙，拔開鋼筆帽。鋼筆的筆尖在燈下閃著冷冽的金屬光澤，像一把沒有開過鋒的刀。
他要寫一份報告。不是給安藤正信，也不是給通產省或厚生省的任何官員，而是給整個倭國社會的——一份關於仿生膜真相的、詳細的、有據可查的科學報告。他將用嚴謹的、詳實的、來自科學資料支撐的分析，把仿生膜的危害機制、不良反應資料、未來可能造成的後果，完完整整地攤在陽光下。
這份報告一旦公開，瑪麗娜仿生膜和它的仿冒品都會在一夜之間失去市場。不僅是濱海集團，整個倭國涉足仿生膜產業的企業都會受到重創。那些投機取巧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在裙帶關係裡裹足不前就想著撈錢的爛人，都會被這把火燒得乾乾淨淨。而對於安藤正信來說，這將是致命的打擊——他的小舅子製造的垃圾一旦被曝光，他作為首相，作為安藤財閥的掌門人，將無法置身事外。
如果安藤正信倒臺，自民黨內將出現權力真空。那些在派閥鬥爭中被壓制的政治力量會重新抬頭，各方勢力會在永田町展開一場血雨腥風的權力角逐。而在這場角逐中，如果有人能站出來——一個有經濟實力、有社會聲望、有專業背景的人——他就有機會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版圖上插上屬於自己的旗。
可這份報告一旦公開，山井一郎將徹底站在安藤正信的對立面。他會在倭國政壇掀起一場風暴，而風暴的中心，就是他本人。他可能會失去一切——濱海集團，以及他在倭國積累的所有資產——但他不在乎。他本來就不是為了錢才來這個時代的，他是為了一個更宏大的、超越世俗利益的目的：讓倭國免於被滅亡的命運。
他必須為此不惜一切代價。
山井一郎把筆放在紙上，寫下了第一行字。筆尖劃過紙面的聲音在寂靜的辦公室裡格外清晰，像有人在空曠的大廳裡獨自走著，每一步都踏得很重。
“致倭國全體國民——”
。長很還夜
